2026年上半年，四大银行金融投资增速均高于贷款。工行的金融投资增量已超过贷款增量，农行两项增量已较接近。 四大银行新增金融投资主要流向债市，其中政府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占绝对大头。 四大银行信贷扩张形成不同侧重：农行依靠县域信贷和债券同时扩张，工行突出超大规模资产配置，建行处于传统信贷结构调整与政府债增配并行阶段，中行则借助全球资产负债表在境内外寻找资产收益。

中国人寿固定收益类资产仍占投资资产的近七成，债券依然是投资组合最重要的“压舱石”。 持有股票规模从2024年末约5000亿元增至2026年6月底超过1万亿元。 有效久期缺口已经缩小至不到1.3年，同时存量负债刚性成本已经开始下降。

白宫希望拥有一位积极降息的美联储主席。但如果提名一个毫无市场信誉的政治附庸，债券市场会立刻作出惩罚——长端利率飙升，实际借贷成本反而上升，降息的目的就被完全抵消。因此特朗普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人：愿意降息，且能被市场接受。 沃什恰好填补了这个空间。他的鹰派底色为市场提供了信心基础，而沃什近期围绕AI生产率构建的叙事，则为降息提供了一个听起来有理论支撑的逻辑框架。

大部分公募基金在业绩比较基准选取时的“放水”倾向尤为突出，即大部分基金使用了“较容易达标”的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债券型基金在看似“普遍达标”的表象之下暗藏玄机。其“达标”与否并非单纯反映投资能力的真实水平，而是与基准设定和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密切相关。 权益类基金全年过半数“达标”的表现同样是一种假象，由于基准设定与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其真实业绩表现可能更为“糟糕”。

“十四五”期间，绿色信贷规模从12万亿元增加到43.5万亿元（2025年三季度末），接近翻两番；绿色债券存量规模从8132亿元增加到2.31万亿元（10月末），增幅184%。 四大国有行在五强中占据四席，绿色金融领域主力军地位当仁不让，其中农业银行蝉联第一。 11家股份制银行分化加剧，5家挺进前20名，6家退居后30名；30家城商行和12家农商行分布在20个省（市），也是观察当地金融“五篇大文章”质效的窗口。

与股票型基金损益榜中不少机构规模较大但排名靠后的情况迥异，部分超大规模公募机构在债券领域的投研实力较强。但各机构设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不一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监管机构正对此进行矫正。 在债基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基金经理组成“双基金经理”甚至“三基金经理”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已被一定程度印证。配置一定比例的权益类资产或具有权益属性的资产是胜出的秘诀之一。 从收益指标维度上看，大规模和中规模均呈现5年收益率最高，7年收益率次之，3年收益率最低的状态。

三维测评：“定性定量指标测评”“专家评审”和“线上线下深调研”。 不少中小公司投资成绩单不俗。这与其体量小、灵活性强有关。大公司体量大，偏向保守。 多数公司表示，拟增配股票，减少债券配置。

“WHO的财务状况与其全球健康使命完全不相称，它的预算甚至比美国一个大型医院系统还要低，却被期望预防和控制大流行病、建设卫生系统，并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危机。” 过去筹资年开筹资大会，有时候第一轮没有筹到应筹的数额，主办国大手一挥，关闭会场大门，号称不达数额不散会，“以后，恐怕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发行疫苗债券、大流行病债券，这些机制被认为有望为全球卫生带来急需的资金。不过，创新融资工具短期内难以替代作为主流资金来源的官方发展援助，只能作为补充。 “现在是全球卫生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确保WHO和其他全球健康组织拥有强劲的未来，这意味着更可持续和更具创新性的融资，这也意味着将来更少的资源（情况下），只能提高效率，专注于优先事项。”

“除非鲍威尔离职，否则美联储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如果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对于未来的关税政策感到不确定，就会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减少并购，比如债券的发行量会下降。” 美国用于还债的利息已经等于国防支出总额，未来可能成为公共预算中最大的部分。这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大部分资金都要用于还本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