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西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一环，在促进日本政治制度的转型，特别是从接纳中国儒学的时代向接受西方思想转折的过程中，像福泽谕吉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译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工作是有前途的”“为什么他/她不爱我了”“怎么教育小孩”…… 现代人经常面临学习、工作、婚姻、交际、养育乃至人生意义等等方面的困惑，作家、学者费勇的建议是，换一种思维模式问问题： “我的内心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热爱”“在这段关系中，我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我自己如何做父母”…… 这种回到内心的思维方式，源于费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作为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他为象牙塔外的读者写陶渊明、苏东坡、王阳明和慧能等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连续多年入选各种畅销书榜单；他给网友讲儒学，也讲佛学，相关视频和音频课在各个平台获得超过千万级的流量。他探究如何将古人的智慧融入到许多人用“浮躁”来形容的现代生活，希望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费勇认为，古人的困惑与我们相通，他学习古人应对人生困惑的智慧，总结出具体的心智练习方法，写成《心的解惑》一书，并于2024年出版。我们的对话就从“困惑”开始。

先秦贵族文化和原始儒学，本身就既狩猎，又推崇吃肉，甚至从不回避血祭、割牲这些不太小清新的活动。孕育了原始儒学“大人君子”的文化，恰恰应该吃肉和充满生命力。明清以后那种推崇吃素，并将其尊之为“正统传统文化”或高级修行的趣味，某种程度上其实印证了王夫之的那句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战国时期一些君主搞出禁苑，杀麋鹿如同杀人之罪，这就是贵畜而贱人，一直遭到原始儒学的批评。理解孔子捕鱼、狩猎的态度，就需要回到古老的封建习惯时代，而不是像后人多引用佛老去理解。

历史的走向正如他所判断，传统文化热持续至今。陈来却有忧虑：“每个时代每一种活动，当有人倡导的时候，就有人过度地把这些东西推向极端，这是值得警惕的。” “儒家的任务或功能，不是直接推动改革，而是提供和现代化改革相补充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来引导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我们要看到的是就业的多元化，大家都应该有多元的选择。至于选择躺平和全职儿女，一个原因是社会创造了这种能够让他躺平的条件，在生活上有保障。”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据他说，家里曾是当地首富。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期望他学习儒学宗师周敦颐。他没有辜负期望，成为了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学术界有“南饶北钱”（钱钟书）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的说法。饶宗颐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至百岁高龄仍笔墨挥洒不息。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敦煌书法丛刊》等。这些成就，离不开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人生观，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他为人低调谦和，面对“大师”的光环，他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方言“大师”与“大猪”谐音）。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王莽想解决那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不公平、不正义。假如一个唐朝的人看到王莽，他要是知道‘穿越’这个说法，肯定也会想王莽是不是从我们唐朝穿越过去的。其他朝代也是一样。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在每个朝代、社会都存在。但是，王莽的思想依据或者思想来源，还是要在儒学里面找那个根，而且是在汉朝的儒学里”

儒学的前景，在于它能否帮助现代人重建亲密关系、重建社会纽带、重建人性，而不在于能否在言辞和概念上挫败其它竞争者。

如果说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也有相近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始人孔子与承续人孟子，都致力于淡去神，凸显人。

自汉代以往，儒学、尤其是今文经学，因孜孜于“立新王之道”、用儒术“缘饰”专制君主官僚制，故最容易被直接等同于“专制之同构与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