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调查的流动儿童中，56.8%的孩子是“城里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城里娃来对待”。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字，所谓老家只是外界贴的标签，已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回流。 魏佳羽访谈过一对贵州家长，夫妻俩都在浙江打工，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学校有免费午餐，吃饭不怎么花钱。农村花销小，由于家庭困难，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但如果把孩子带到浙江，尽管上学不用学费，但有了通勤的开支。在发达地区还想着给孩子补课、参加课后活动，不仅减少了享受的公共福利，还增加了开支，压力反而更大了。

流动儿童在休闲娱乐、打游戏、网上聊天与社交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总体小学生，但在获取信息与在线学习方面的参与程度则低于总体水平。 一边是远远不够的积分入学学位，另一边是大幅度富余的公办学位，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现在他的学校硬件设施跟县城里的学校没有太大差别，但家长仍更愿意将孩子送到县城就读。2024年他摸了个底，全镇满6周岁的适龄入学儿童有100个。其中到邻镇上学的有2个，自己的学校只招到3个学生，剩下的95个学生都在城里上学。

一个有效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尽量减少留守儿童，具体而言是创造条件，让孩子随父母一起去外地生活，这样既免于亲子分离之苦，又能让孩子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近入学。 现在城市之间争夺人口日趋激烈，花样迭出，租房入户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留守儿童的家长可以好好考虑。当然，城市应该对外地户口孩子入学更友好，这就需要把教育经费拨付随人走、随孩子走落到实处，以提升城市放开外地户口孩子入学的积极性。

陆铭也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项就是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中的“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改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城市流动人口和随迁子女数量本身是由当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决定的。各类群体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在城市持续就业居住的成本以及改善子女教育之间的成本和收益。”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是一个教育问题外，实际上还有更加长远的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2014年是流动儿童入学状况发生变化的一个时间拐点。彼时，500万人以上规模的特大、超大城市开始践行人口疏解政策。 “杭州市对于个人素质与能力的指标占到整个指标体系的77%，为什么能够排到第一位（友好），因为所有的指标积分难度都很低。”

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两人中必须至少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持续的家庭经济损失，许多家长便决定把孩子接回内地来读书。

非京籍学龄儿童入学审查即将开始。非京籍儿童入学提供“五证”的政策基本不变，具体细则由各区县结合实际制定。在实施中细则让“五证”生出了多达28个证。办起这些证才有初审资格。

如果一名孤苦无依的儿童在宋代的州县或都城流浪，那么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他会被送入附近的福利机构收养，由政府提供住宿、衣食，并安排免费入学。这是宋代的一项社会救济制度，名曰“慈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