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同时，民政部门健全完善送养收养制度方是治本之道。既推动，又把关，让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能找到真正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这是有利于儿童利益的。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郭刚堂尤其气愤的是，两名被告人没有从心灵深处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甚至并不承认拐卖事实。“不认罪，有啥用？” 郭刚堂说，他已经给法庭提供了新线索。在这起新发现的案件当中，被告人涉嫌给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四人下药。“现在法官要了我们提供的新证据，可能要去综合考虑。”

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情况，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最高法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总台记者专访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就“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惩防并举”进行解读。

古今中外的法律，对年龄与刑责之间的关系都有所规定，但对入刑年龄的界限划定仍有较大差异。据儿童权利国际网络组织统计，目前法定刑责最低年龄在12岁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和法定刑责最低年龄在12岁以下的一样多。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12 至 14 岁故意杀人等犯罪可负刑责。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和地区，将12岁划为入刑最低年龄。而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欧洲的卢森堡，以及美洲的古巴和美国50个州大部分地区，0岁以上的儿童犯罪就有可能被判刑。

四天前，厄瓜多尔警方发现毒枭阿道弗·马西亚斯从牢房中离奇失踪。马西亚斯成功越狱后，厄瓜多尔掀起了新一轮暴力浪潮——监狱内，囚犯扣押狱警；而在高墙之外，枪击、纵火等街头暴力此起彼伏。 “我们都在观望政府打击黑帮的力度，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抓到越狱的头目，厄瓜多尔很可能会陷入危机当中。” 一位在基多开饭店的朋友告诉张青，身边几乎所有华人饭店都被抢劫或绑架过至少一次，“来抢劫就像搬家一样，连儿童玩具、成人内衣和零食都不放过”。 厄瓜多尔安全危机源于对帮派有罪不罚、跨国犯罪加重、全球可卡因消费变化以及政府机构腐败等多重因素，“即使诺沃亚承诺对恐怖组织进行军事镇压，这种混乱也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

隋老太一方有必要继续进行刑事自诉，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权力也有责任继续调查事件真相，还原电梯监控等关键证据，严肃追究当事女子的犯罪嫌疑，保护儿童权利，不能让这种肆意疯长的“仇孩”情绪从互联网到线下继续为害下去。

当事女子已经涉嫌多项违法犯罪，公权力应尽快介入，深入调查事件全貌，及早向社会公布真相，追究当事女子的法律责任，防止受害女童被继续虐待，保护儿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