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大势所趋的政策取向，符合公共利益。应探索更多的改革举措，如放宽社保、积分等入学门槛，从就地中考逐步扩大到就地高考，以此应对公立教育供需结构变化，让公共资源向全体人民开放，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随着新生儿数量减少，我们学校对学前教育专业进行了调整，从去年起暂停招收本科生。这是因为国内不少高校能够承担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任务，我们将资源更多集中到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把培养重心提升到研究生阶段。 当前我们高校入学率在60%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未来还有上升空间。教育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人口一下降，入学人数就一定会下降，需要及时综合分析。

建筑设计专业录取分数线不断下跌，许多学生入学后选择转专业，甚至现在有些学校开始考虑取消建筑专业，用人单位的理想生源受到很大影响，人才流失严重。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多次听到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师长辈，在一起谈论“找不到题目”的困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题目都已做完了”。初入学界之时，我曾问师长，我们这个领域还有什么题目可做，老师给了一个冷幽默：如果我知道，早就做了，还等着你来？

虽然《进入学术圈》和《离开学术界》都着眼于个体的职业选择，但字里行间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困境。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博士，远远超过了学术系统能够吸纳的数量。这不是偶然的失调，而是系统性的过度生产。

在受调查的流动儿童中，56.8%的孩子是“城里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城里娃来对待”。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字，所谓老家只是外界贴的标签，已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回流。 魏佳羽访谈过一对贵州家长，夫妻俩都在浙江打工，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学校有免费午餐，吃饭不怎么花钱。农村花销小，由于家庭困难，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但如果把孩子带到浙江，尽管上学不用学费，但有了通勤的开支。在发达地区还想着给孩子补课、参加课后活动，不仅减少了享受的公共福利，还增加了开支，压力反而更大了。

流动儿童在休闲娱乐、打游戏、网上聊天与社交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总体小学生，但在获取信息与在线学习方面的参与程度则低于总体水平。 一边是远远不够的积分入学学位，另一边是大幅度富余的公办学位，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