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多次听到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师长辈，在一起谈论“找不到题目”的困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题目都已做完了”。初入学界之时，我曾问师长，我们这个领域还有什么题目可做，老师给了一个冷幽默：如果我知道，早就做了，还等着你来？

虽然《进入学术圈》和《离开学术界》都着眼于个体的职业选择，但字里行间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困境。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博士，远远超过了学术系统能够吸纳的数量。这不是偶然的失调，而是系统性的过度生产。

在受调查的流动儿童中，56.8%的孩子是“城里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城里娃来对待”。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字，所谓老家只是外界贴的标签，已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回流。 魏佳羽访谈过一对贵州家长，夫妻俩都在浙江打工，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学校有免费午餐，吃饭不怎么花钱。农村花销小，由于家庭困难，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但如果把孩子带到浙江，尽管上学不用学费，但有了通勤的开支。在发达地区还想着给孩子补课、参加课后活动，不仅减少了享受的公共福利，还增加了开支，压力反而更大了。

流动儿童在休闲娱乐、打游戏、网上聊天与社交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总体小学生，但在获取信息与在线学习方面的参与程度则低于总体水平。 一边是远远不够的积分入学学位，另一边是大幅度富余的公办学位，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多去尝试，多去探索，打破信息差。过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大学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去试错、去探索，你不需要在大一就敲定人生的所有答案。 别急于求成，沉下心、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慢慢来，反而能走得更稳，这正是缓解入学焦虑最根本的方法。

大一新生年轻，朝气蓬勃，有活力，有足够多的试错资本，家长们不妨选择放手，让他们自己在各种实践中磨炼与磨砺自己，找到自己，壮大与武装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有独立思考力判断力与辨识力的自己和真正快乐与开心的自己。

“高频、面广、问题多”是国办发布首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时，对“一件事”特征的总结。 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围绕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退休、残疾人服务、企业信息变更等，对群众、企业来说是“一件事”，但需要多个政府部门乃至多个层级审批、管理的业务进行改革。 当单一事项改无可改时，将多个相关事项集成为一个服务，再删减重复材料，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方向。

自2024年香港大学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假学历申请入学被查出后，“保录取”业务浮出水面：伪造成绩单、炮制海外学历，甚至还能帮忙通过各种国际资格考试。这一切并没有因港大的事件而偃旗息鼓，承诺“保录取”的中介机构开始将业务中心转向海外名校，因材料造假而被退学的海外留学生也越来越多。痛失学历和金钱的留学生们尝试维权，却发现自己也难辞其咎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