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拉黑一条街道”的“连坐”行为，是信用机制与交易规则不完善导致的怪象。各方应该研究如何完善信用机制，俾使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权责对等，不让守信者为失信者埋单，也不让失信者套利，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普通消费者放心下单，让商家放心发货，改善所有人的境遇。

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戴璞：同样是AI投资，中国企业更关注如何抢占市场份额，这种“竞争驱动”的模式催生了大量快速迭代的应用场景；而欧洲企业则更侧重提升效率。 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技术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有钱去购买机器人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优势，这是所有人都要一直思考的问题”。

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且是基于长期主义的久久为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还是应当依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多做公共服务，少搞发号施令，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市场主体，谨守权力运行的边界，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公平的秩序，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安心经营，营造可长可久的优质营商环境，为经济注入持续活力。

任何形式的补贴都应慎之又慎，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让财政补贴成为端上案板的唐僧肉。这一方面是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需要，对纳税人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创造更公平与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打造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本身也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

连云港将严格落实国家即将出台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确保“非禁即入”在连云港落地见效。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

除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国内医疗也需要一条搅动市场格局的“鲇鱼”。刘国恩分析，外商独资来华办医，既可以跟本土医院形成竞争，也可以检验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中国。 顾泱注意到，即将施行的2024版负面清单中，仍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外商投资准入规则为“限于合资”“中方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且外商投资的下限门槛依旧存在。 陈林海认为，在医院的服务和管理上，部分职能部门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公立医院倾斜，“这种不公平阻碍了社会办医的公平竞争和发展。”

在数字时代，操作系统正在成为商业世界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哪怕出现一丁点小问题，其冲击都会是世界级的。 面对高度的市场占有率所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反垄断并不能真正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唯有提供一个更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然会形成更符合用户需求的替代品。

相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落地，既有利于建立公平竞争/自由竞争导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行政权制约行政权的有益探索，值得期待。

1970年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开始不可逆转，贸易收支状况逐年恶化，国内贸易保护思潮日渐高涨，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逆转，便肇始于此。 198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经济体，其制造业的第一次升级基本完成，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超越美国的优势地位，电子、汽车和机械产品开始大举占领美国市场，美国企业界开始组建游说联盟，寻求维护自身竞争利益。1980年代中期，日本更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这种“倒反天罡”的形势变化，使得美国国内的对日恐惧情绪日渐攀升，逐步形成了“日本异质论”联盟。 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里根政府开始频繁动用301条款，来“打击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