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报纸上写作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抗议的目的，我不再是一个被击败的、孤独无助的女性，而是可以写作、记录和抗议：为什么一群男性可以剥夺一大群女性的一切？” “我在想，不需要人们来对我说‘啊，你写得太棒了’，只要有限的一些人读了，并能感受到故事背后的痛苦，理解作者在谈论何种苦难，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他把店中的每道菜都点了要我们品尝，到了上招牌菜越南牛肉汤河粉时，他吩咐：“我的那碗只要清汤，其他不要放，这样才能喝到汤的原汁原味。” 2022年夏天，倪匡走了，我写信安慰蔡澜：“你的又一位挚友走了，感叹人生无常！望你保重！”他回：“我们答应过对方，到时后走的，不准流泪。”

以“复古”为主题的行为艺术，并不缺少流行性，也不缺少叩击人心的力量。我们“70”后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无比珍视过的明信片，在今天的孩子们手里，继续传递着。写信寄信，依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烛光晚餐”依然被看重。至于，唐装、汉服在千年后“翻红”，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无论如何，“电报情结”的泛滥，在让工作人员上演“最后的疯狂”的同时，也让微小的个体们在时代浪潮的剧烈冲击下找到了自我和解、自我激励的方式。

1998年6月22日程先生写信给舒芜，评论我的这本书，信中有这样一句：“朱正可称汉学家，其书深得戴段钱王之妙，兄意云何?”

什么是“灵魂办公室”呢？德国哲学家都跟医生一样，开一种精神诊所。我也是。不过，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它是抽象的，是对话的，是写信的，是电话的，是一块儿散步聊天。

换句话说，“推特文件”也好，此次的“扎克伯格信件”也罢，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各大科技公司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像美国主流媒体一样，在被施压之下沦为民主党政府控制舆论的白手套，控制言论的逻辑起点并非为读者、用户与选民服务，而是反映了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它们虽然仍旧打着媒体与社媒平台的旗号，却已经接近马斯克口中的“未经注册的极左政客游说公司”。这一切都在危及美国建国宏大叙事一份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也揭开了美国政治劣化的冰山一角。

张爱玲过着隐居而与世隔绝的生活，信是她与友人接触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信似乎比见面更可靠，比交谈更自然，比小说更接地气。对读者来说，那些信件便是时间之海本身，原本晦默无声，如今我们穿过隐秘的时间隧道听到了那海的喧嚣和纯净。徜徉在厚厚的两卷书信的河流里，可以领会到友谊的湿度和温度，听得到那巨大的孤独和寂静。

在一来一往的信件中，金宇澄发现了陈冲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他鼓励陈冲多写，在《上海文学》开专栏。值得一提的是，在提笔给金宇澄写信之前，陈冲和金宇澄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两人靠书信分享彼此对文学的见解，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建立起友情。

“其实我报警察岗的心态很简单，既然自己想当警察，有这个机会就要去考一下。考了之后就算撞过南墙了，那我就去干别的吧。” 将可能被家庭关系裹挟而存在犯罪风险的人员提前排除出公务员队伍，对于预防公职人员腐败、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有着积极意义。 这一问题上，预防犯罪与保障个人权利之间产生了价值冲突。 “信被公开后，一位通知我面试的工作人员可能认出我了。那天他突然和我说，奋斗总是有出路的，人生路有千万条，祝我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