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演过程中，很多观众写信告诉他一些亲身经历，其中不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或者是被收养的人。有封来信令他印象深刻，写信人的母亲是服刑人员，十几年来从未与之联系，但当母亲在台中的监狱看过电影后，隔天竟然打了个电话给她。 “我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小女孩最终有好好地长大，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很喜欢这种女性扶持的力量。”

这年头，找“电子笔友”很容易，留个邮箱就行。但要找一个愿意贴邮票、寄信的人，我在帖子里翻了两天才碰上一个。

“写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报纸上写作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抗议的目的，我不再是一个被击败的、孤独无助的女性，而是可以写作、记录和抗议：为什么一群男性可以剥夺一大群女性的一切？” “我在想，不需要人们来对我说‘啊，你写得太棒了’，只要有限的一些人读了，并能感受到故事背后的痛苦，理解作者在谈论何种苦难，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他把店中的每道菜都点了要我们品尝，到了上招牌菜越南牛肉汤河粉时，他吩咐：“我的那碗只要清汤，其他不要放，这样才能喝到汤的原汁原味。” 2022年夏天，倪匡走了，我写信安慰蔡澜：“你的又一位挚友走了，感叹人生无常！望你保重！”他回：“我们答应过对方，到时后走的，不准流泪。”

以“复古”为主题的行为艺术，并不缺少流行性，也不缺少叩击人心的力量。我们“70”后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无比珍视过的明信片，在今天的孩子们手里，继续传递着。写信寄信，依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烛光晚餐”依然被看重。至于，唐装、汉服在千年后“翻红”，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无论如何，“电报情结”的泛滥，在让工作人员上演“最后的疯狂”的同时，也让微小的个体们在时代浪潮的剧烈冲击下找到了自我和解、自我激励的方式。

1998年6月22日程先生写信给舒芜，评论我的这本书，信中有这样一句：“朱正可称汉学家，其书深得戴段钱王之妙，兄意云何?”

什么是“灵魂办公室”呢？德国哲学家都跟医生一样，开一种精神诊所。我也是。不过，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它是抽象的，是对话的，是写信的，是电话的，是一块儿散步聊天。

换句话说，“推特文件”也好，此次的“扎克伯格信件”也罢，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各大科技公司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像美国主流媒体一样，在被施压之下沦为民主党政府控制舆论的白手套，控制言论的逻辑起点并非为读者、用户与选民服务，而是反映了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它们虽然仍旧打着媒体与社媒平台的旗号，却已经接近马斯克口中的“未经注册的极左政客游说公司”。这一切都在危及美国建国宏大叙事一份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也揭开了美国政治劣化的冰山一角。

张爱玲过着隐居而与世隔绝的生活，信是她与友人接触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信似乎比见面更可靠，比交谈更自然，比小说更接地气。对读者来说，那些信件便是时间之海本身，原本晦默无声，如今我们穿过隐秘的时间隧道听到了那海的喧嚣和纯净。徜徉在厚厚的两卷书信的河流里，可以领会到友谊的湿度和温度，听得到那巨大的孤独和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