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学友的“流动派出所”到酷玩乐队的“出轨曝光现场”，技术正在重构公共安全的边界。

黄玉飞的山歌直播工作，是夫妻俩矛盾激化的开始。为维护关系，她与粉丝聊天时有暧昧表述，但称没有实质性出轨。 直播也让她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可以把两个小孩养得很好”，而不停问她要钱的丈夫是“拖累”。 遗书中，刘维杰控诉妻子“花痴、物质”。“她那么绝情，那么折磨人。在这最后关头我想比她做的更绝情……” 他的短视频账号记录了两个孩子最后的轨迹。他带着孩子去抓娃娃、吃烧烤，三人一起干杯，配文是“最后的狂欢”。

主管部门与相关医学院校有必要检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涉及教育公平、职业伦理与医疗安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制度修补与完善工作，回应公众的疑问。4+4项目应该更加规范透明，或许可以由有更高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笔试，提高考试录取的公信力。

医生的私生活，公众可以不关心。但因为私生活问题引发的冲突而“把患者晾在手术台40分钟”，即使手术还没有真正开始，即使手术室里还有其他医生和护士，病人的生命没有危险，但让病人在麻醉状态下长时间等待，也是不可容忍的。

外科医生的基本素养，应当在进入手术室的那刻起将个人情绪排除出去，不受干扰地全神贯注于手术工作，保障医疗质量，尽全力救治患者。

如果师生之间发生恋爱（或者肉体）关系，极易造成权力滥用，损害第三方利益，打击学术诚信。在私营企业里尚且存在“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作为公共机构的高校岂可例外？如果师生之间真的情难自已，那也应当借鉴社会上的做法，一方离开学术界以规避利益冲突。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