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鉴定结论，抚州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一位成员称，医生没有去检查患者的腹股沟区，导致漏诊嵌顿性腹股沟疝，“这个漏诊是致命的”。 “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涉事医生能不能入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医生的何种失误可能引发刑责的问题，始终处于边界不清晰的模糊地带。

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已于2025年10月进行司法鉴定，认为徐松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其于2025年9月的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中国卫生部门对六大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施行确诊登记制度，具体为：“医院—社区—公安”共享确诊者名单，在册人员也会成为属地民警治安管理的重点人群。

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医学专业问题，强制送诊是否合法合规，则是法律问题。 北京安定医院是知名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精神卫生领域全国排名前列的权威机构，不太可能为了“配合”江西警方，做出虚假的司法鉴定。虚假鉴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具有极大的风险。 强制送诊和强制医疗，都应该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不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常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基层法院的压力太大了。”卢意光说，“手里案件积压得太多，（鉴定）没地方送了，法官苦得不得了。” 上海市医学会医鉴办有时会成为医患矛盾的爆发地。李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多年前曾有患方把医鉴办的办公室给砸了，花了好长时间装修，后来就加了铁栅栏。 中华医学会制定的鉴定规则实施已8个月，按上海多名医疗律师的说法，尚鲜有医学会鉴定专家出庭的案例。医学会出的鉴定意见书上，也仍和以前一样没有专家签名。

司法实践中，医疗鉴定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怪象——法院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的法医做，也委托医学会组织临床医生做。 尽管法医学界和临床医学界都认为医疗鉴定应当“并轨”，但对如何并轨却意见相左——都想把对方并到己方的轨道上。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由于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等原因，法院存在过分依赖医疗鉴定意见，甚至“以鉴代审”的现象。有的鉴定还会确定责任程度的百分比，法院通常也会采信。

在一些地方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医学会的鉴定人不出庭甚至成为惯例，对此，司法行政机关管不到，法院也完全无能为力。

从2000年至今，至少有150多起医疗暴力案例被报道过，其中致人死亡的有30多起。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患方并非一开始就诉诸暴力的，之前有鉴定、调解、协商、起诉等过程。据中国最大的医学专业论坛丁香园网站一份调查，有78%的医生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咎于财政投入不足。

帝王享受了最高水准的医药。那么宫廷医药很神奇？研究者最爱拿乾隆爷（89岁）和慈禧老太后（74岁）说事儿，却对早殇的同治（19岁）、顺治（24岁）视而不见。“光绪死于砒霜中毒”已有法医学鉴定。由于认知水平的局限，当年的良药，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是毒剂。

8月23日，王雪梅承认从今年6月起不再担任最高检察院监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但还在最高检任职，从事资料整理工作。此前，王雪梅发布视频声明宣布退出中国法医学会，最高检回应称，王雪梅从今年6月开始就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已多年不从事法医鉴定的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