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通过立法，确立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督促监护令”的监护人，可依法适用包括强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训诫并罚款、纳入社会信用记录在内的阶梯式法律后果，并将严重情形作为申请司法干预撤销监护权的重要依据。

“杰西卡一直坚信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对法律体系的信仰是绝对、明确、不可动摇的。而现在，她的内心必须被彻底撼动，让她猛然意识到，她职业生涯中所信赖的一切，如今都可以被操控，用来保护她的儿子。”

司法服务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以法治为“刻度”丈量融合深度、以司法为“桥梁”打通融合堵点。

建议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在财务造假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追缴的违法所得、判处的罚金，应优先用于退赔投资者损失。

探望权长期面临“执行难”“协调难”等困境。一方面，直接抚养方不配合、探望方式不明确、异地探望成本高；另一方面，纠纷调解机制不畅、司法执行手段有限。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刊载的调研文章《代孕的司法困境及解决》显示，在选择代孕的调查样本中，因委托人或其配偶存在生理障碍，无法自行孕育子女的占到60%。 相较于代孕子女抚养权归属的争议，孩子的身份确认、户口登记，是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前提。

既然大部分被起诉的未成年人最终被判一年以下刑期，是否说明这些孩子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有没有可能，在进入审判之前，给予他们更多帮助？ 过去十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人数从2015年的3779 人上升至2024年的20978 人，共有超过13万未成年人因此得到考察机会，通过后就不必背上犯罪的烙印。

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