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来看，劳务派遣用工中农民工群体占比较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议价能力较弱、信息渠道不畅通的劳动者更容易进入这种用工模式。 如果严格依法执行，劳务派遣制度很难运行；而在现实中要运行，往往又离不开各种违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个“死结”，有何存在的必要？

如果你既找不到愿意支付更高价码的下家，要求加薪也得不到企业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自己有遭受“歧视”或“同工不同酬”待遇是讲不通的，没有人强迫你接受这一切。至于说企业或雇主或“资本”强势也很勉强，如今注册企业当老板是自由的，你想当也可以当、去享受所谓的“强势”，当老板雇用员工不是任何人的特权。所以，在职场上，“同工同酬”往往是低效率者要求从企业或高效率者那里获得收入转移支付的口号。

反对者认为，这位留美医生构思的制度，让医生沦为一种简单、呆板、职业发展受限的劳动力。在反对者中最坚定的人看来，捐款彻底暴露规培的“剥削”本质。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2003至2013年，刘进连续10年提交建议，呼吁将规培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中。那时，他的目标是为规培生争取到每年12万的薪酬。 2020年，丁香园调查3023位参加过规培的医生后发现，八成规培生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接近九成受访者表示，规培生和本院住院医师难以做到同工同酬。 刘进说到了三十多年前在黄石第二医院，那11个烧伤后因感染死亡的患者。末了，他说了一句话：“到基层医院看病的人，也是一条命。”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

如果按照女足要求的“同工同酬”，2015年美国足协参照男足支付标准500万元给女足，女足拿走全部比赛奖金之外，足协还得倒贴300万美元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14日《南方周末》）

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公益从业者中女性占比过大半，但其薪资整体水平较男性而言偏低，存在较明显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也就是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公益行业中引入性别视角，公益机构负责人通过不断学习，以开放的心态加强性别平等意识的相关教育。另外，公益机构也需要落实“同工同酬”等法律规定。

乡镇机关“同工不同酬”，公务员标准最高，政府雇员最低。不过，除了雇员，谁的蛋糕也动不得。

河南鹤壁市山城法院7月1日透露，该法院近期对一起劳务纠纷案件做出判决，一用人单位被判补偿劳务派遣员工朱先生10年间同工同酬差额工资38万余元。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法明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同工不同酬现状将会有望改变。

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也有一些变化，会寻求一些工资比较低的岗位。企业的工资不是以身份来论的，主要是以岗位来论，同一个岗位是同工同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