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优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往往将优绩与技术性专长等同起来，忽视了儒家传统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治理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是品格与道德判断力，是公民德性与人格品质。” “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目标上：让大学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为那些被录取的年轻人提供进入高薪职业的跳板。” “对我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道德判断外包给了市场。”

“唯有原创，才能塑造一种无可替代的人文气质、精神风貌和艺术品格。” “南方周末自身也是一件生生不息的文化作品。”

同一个村的人就像从同一棵榕树长出的气根，即使长短形状各异、延伸轨道有别，却有同样的精神基因和文化内涵。从枝叶间长出的气根不断向下蔓延，一旦触地钻土就会越长越粗、成为新的根系。榕树就是依靠一条条强而有力的气根，不断壮大生命规模，形成独木成林、有容乃大的奇观。 榕树总以丰盛的生命和坚毅的品格，像岿然而立的大山般给人安全感和震撼力。它撑起了绿色的巨伞，为人遮风、避雨、纳凉。从伞下的人变成撑伞的人，这样的身份转变，吴清亮用了大半辈子。 他在《清亮人生》一书中坦言：“我有中国血统，又从小接受中文教育，我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诗人们在国外读者眼中的形象，难免经历误读，如同他们的诗作，在西方译者笔下，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形。 一千多年以后，赖特站在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岸边，同为孤独的旅人，他遥想起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曾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赖特对白居易的身世背景了如指掌，这份异代神交的情谊，已超出对其诗歌才华的欣赏，更多的是一种性情与品格上的契合。

如果家长平时就以身作则，经常带孩子远足、跑步、游泳、爬山、打球，并且逐步放手让孩子独立活动，耳濡目染之下的孩子更容易培养身体素质、磨炼意志品质、提高独立生活能力；但若是家长平时就不注重亲子陪伴，不带孩子进行户外体验，那么指望花点钱就让别人快速教会孩子独立坚强，无疑是极不现实的。

认识这样一位熟人，多少年没添过新衣服，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孩子的补课和消费，结果孩子高考失利不说，还养成了大手大脚、颐指气使的坏毛病。可见，这种宠溺式育儿方式，不仅坑苦了自身，也害了子女。 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品格教育，对孩子不好的品性纵容加默认，却指望孩子突然有一天“顿悟”，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得知书达理、知晓甘苦，简直是异想天开。

2003年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就曾使用被告的品格证据。 在中国的性骚扰司法实践里，曾经有过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尝试。不过，在绝大多数性骚扰诉讼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证据，否则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或者判决败诉。

老年人的诉讼能力比较弱，情绪波动比较大，证据意识也相对薄弱。“他们常常用发誓代替举证，用品格保证代替书面证据。” 涉老案件的类型不同于以往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近几年愈发向经济领域的民间借贷纠纷倾斜。 “这涉及他们的房子、钱，甚至涉及他们后半生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更好活着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

“孩子被视作商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经济学家们有可能辩论说，孩子市场或生育权市场拥有一种有效的德性，它把孩子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而衡量标准便是支付能力。但是，交易生育权的做法促使人们用一种商业态度去对待孩子，而这种态度会腐蚀父母的品格。爱孩子的经验难道就没有被败坏吗？”

梅花是武汉的市花，梅的品格与精神，可以看作武汉人的自我期许，武汉三镇种梅的地方颇多。现在还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而是拿出梅的风骨与坚韧的时候。希望有一天留在武汉的900万武汉人能够走出新冠病毒的围城，自由去看武大樱花、东湖樱花，去黄陂、麻城看漫山难收难管的杜鹃花，去迎着骀荡的风，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自由地来去行走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