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希望能够找到重用自己的国君，而秦献公为了秦国快速崛起，击败魏国这个强敌，特别急于吸纳外国人才。他们是双向奔赴的关系。

《史记·商君列传》写商鞅，是否定为主，基本定位是“其天资刻薄人也”，这也是汉代的主流认识。 不过司马迁最大的优点，是叙事大于立场，所以被否定的商鞅，也被写得很有神采。《史记》既把商鞅变法后血淋淋阴惨惨的景象写出来了，也把强国崛起所向无敌的霸气写出来了。所以立场完全相反的人，都可以从这篇里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因此也很方便现代人作反向解读和二次创作，把商鞅理解或塑造为正面形象。

古代的权力斗争中，走商鞅路线的李斯，几乎一定斗不过走韩非路线的赵高，而韩非那套权力斗争有用，治国的用处非常有限，所以赵高胜利之日，差不多亡国的时间，也就要到了。赵高这种权斗时智商极高，治国却能力有限的人，算不算“颠倒扭曲人格”真不好说，只能说，这种人古代一直挺多的。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不能说对打破阶层界限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方面的影响，恐怕并没有那么大。这个制度最大的意义，是为不同等级的人设置了不同的赛道，但不论你在哪条赛道上，你都要把精力集中到战争中来。

真诚是唯一能做的事，是孤苦伶仃在舞台上唯一能用的手段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为了维护一个商人的利益，子产不惜得罪大国权臣，郑国重商与护商的深厚传统，显然不是纸上空文，而是落到了实处。良好的政商关系，使得郑国商人愿意在国家有难之时，不惜代价地站出来，这才有了弦高智退秦军的千古佳话。反之，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那样轻商害商，那么，国家有难，商人纵使不敢幸灾乐祸，但要让他们共赴时艰，恐怕是痴人说梦。

商鞅变法之后的散沙化社会，一夫一妇原子小家庭，并不存在太高的生育意愿。

汉承秦制，也在“德”上面下了很大功夫。当然，汉也有汉的问题。这里不能详谈了。不过，有这么多人关心这样的问题，使我欣慰。多想多讨论，思想就会深入

商鞅由魏入秦，为秦孝公主持变法，致秦国富强而死于非命。司马迁《史记》为商鞅立传，不讳言他的政绩，却对他的为人为政颇有微辞，批评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