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月，上海是唯一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省级行政区。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约占地方财政支出的四成。 财政收入是以税收收入还是非税收入为主，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转移支付是以均衡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为主，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隐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政府牵头平田整地，如果由财政出资，目的是给农民增收，那是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但如果想低价把农民的土地流转到国有公司，收入大头让国有公司挣了，那就是与民争利。甚至不排除有些官员打着造福民众的旗号，谋取私利。

地方国资专业化布局硬科技领域，已是必然趋势。这背后是地方财政和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从以前靠卖地赚钱的“土地财政”，转向靠投资股权盈利的财政模式。传统的靠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吸引企业的方式，正被“资本招商”“生态招商”取代，地方之间的竞争，已进入靠投资带动招商、促进产业发展的新阶段。

周国辉认为，政府应“有为而有效”，既要支持创新生态，也要避免过度干预。他呼吁地方政府避免恶性竞争，树立长期主义思维，推动财政从“土地依赖”转向“创新驱动”；他认为城市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修路养路总是要花钱的，这笔钱总要有人来出。羊毛不管是出在羊身上还是谁身上，都不可能凭空产生。

美国从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的反应滞后到危机爆发后亡羊补牢，其快速识别和研判风险，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果断对冲风险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政府收储”模式下，西班牙政府的干预主要是迅速切断房地产危机向金融体系蔓延的传播链条。同时，政府的初始资金规模相对问题资产规模较低，且基本采取市场化手段对问题资产进行消化。 新加坡政府陆续推出包括暂缓土地出让、给商业工业房产提供回扣、产业税回购和救援配套等措施。

各地政府过往的“经营城市”，发力点更多地放在大建基础设施、建地铁、规划新城，推高地价与房价，大搞土地财政上。而在地产退潮、经济进入存量博弈时代的今天，这种战略已经面临困难，各地政府的“经营城市”，开始把精力放在提升政府服务与公共治理能力上，因为这些“软件”的优化带来的口碑效应、带来的正效益要更为充分。

大多数恢复高中的乡镇均为县市的中心镇，经济较发达，较其周边乡镇而言人口更多。 恢复办学后，2023年廉江的普职比约为47:53，2022年则是45:55，“普职比的变化，意味着有更多初中毕业生能够入读普通高中”。 “与在县城改扩建高中相比，重新启用乡镇高中，直接利用原来的土地和校舍，可以为地方政府节省财政支出，也能降低周边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

早期招商引资，中央和省市没补贴，县级财政也没钱，他们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性减税几乎是退税，企业要先自己活下来，在市场中赚到钱，足额缴税后，年底再返税。这既给政府纾困解围，也很好规避了骗子企业——骗子青睐于补贴，只需材料精心造假，不用到市场博斗，就能获取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