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的产业协同，是各城市凭借自身禀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抓住机遇、做强核心竞争力，再通过跨城协作建构出紧密的产业生态。 这种高质量的产业协同意味着，每座城市都有稳定的产业税收基础，从根本上提升了地方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保障民生福祉的财政能力。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培育城市体系“中间力量”的最佳土壤。这些区域的中小城市，既不像外围城市那样孤立，也不像超大城市那样拥挤，它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借用规模优势，是撑起城市腰部的重要抓手。 城市品质提升最终应回到以人为核心，但这里的“人”不是单一的高收入群体或高技能人才，而是不同年龄、收入、身体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人。只有兼顾多元群体，城市品质才不会变成新的排斥机制。

在当季银行业整体净息差持续走弱的大背景下，独城商行板块实现小幅回暖。 城商行分化态势加剧：头部与尾部机构资产规模相差达13倍；即便身处同一区域经济生态圈，“兄弟行”经营业绩也表现迥异。 29家城商行中，资产规模前十的机构呈现高度集聚态势：6家坐落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来看，头部城商行均扎根国内经济核心增长极，长三角集聚度尤为突出。

研究发现，“分化”是理想之城2024最大的标签，并且是在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同步发生。 一线城市重新洗牌。上北深保持领先，苏州首次超越广州。五极格局发生倾斜，东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大身位的领先。20强中，上海、杭州等11城位于长三角，深圳、广州等2城位于珠三角，武汉、长沙、郑州等3城位于中部地区，京津冀与成渝极点仅剩北京和成都各自单兵作战。

实际上一个理性的领导者或学者，主观上都希望在省会之外能有更多中心的布局。多点的聚集就有多个动力，多个动力支撑的区域比一个动力支撑的区域，发展态势应该是更好的。这也是在强省会之外，很多省域布局副中心的原因。就我个人的认知以及对区域发展的愿望来讲，良性的发展应该是能够有一个和省会并驾齐驱的中心存在，像沿海那样，是双中心乃至多中心的。 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跨区域城市群，或者说第二个层级的“第三极”，最有可能诞生的地方，就是以郑州和济南两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范围内。

在城商行整体规模呈现“缩表”态势之时，部分成员亦在进行幅度不小的“扩表”。 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和上海银行资产规模突破3万亿元，位列城商行群体前三。而成都银行和长沙银行也首次迈入万亿俱乐部行列。相比之下，资产规模最小者是宁波东海银行，仅有139亿元。城商行梯队首尾两家资产规模相差近100倍。 在总资产排名前15的城商行中，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商行有5家，分别为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其资产总额占据前15家城商行资产总额的近半壁江山，碾压西南、中部、京津冀和大湾区等区域。 在不良贷款率水准排名前15的城商行中，位于长三角一带的城商行有8家，且排名在一众银行中靠前，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而在拨备覆盖率的排序上，长三角区域城商行亦呈现出“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从容之势。

以促量为主的消费促进政策，恐怕效果会比较有限。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加成渝这四个城市群的整体消费在全国消费中的比重超过50%，带动作用特别突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满足中高端消费，县城为核心的县域消费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接地气的消费。 （本文首发于2022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消费中心拉动城市群增长。

95后的“理想之城”。

“各业主群哄抬楼价的要注意了，可能不久的将来你所在的整个小区被限制网签，害了真正想卖房的邻居。” 业主纷纷跟风，想抬高房价，主要还是因为过去一年广州楼市量价齐升。 “粤港澳城市群中深圳、东莞调控相继加码，致两地购房需求持续流入广州，带动广州市场升温。” 一位中介店长说，业主集体抬价的行为，除了天河和黄埔个别优质楼盘，其他区还是较少出现类似情况。 （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1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