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既是高校与城市合作共建的新样态，也成为地方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变量。 地方政府需结合自身财政实力制定支持政策，避免过度承诺导致后续支撑乏力。

免费公交政策能否收到效果，又能否持续下去，关键还是要看当地财政能不能长久支持免费，并从中取得其他边际收益。如果当地财政状况允许，这项政策可以变身为“经营城市”的一部分，改善民生福利的同时也盘活当地经济。

中国城市落户门槛的加权均值从1999年的98.8%下降到2024年的12.6%。 落户门槛仍高于50%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厦门、苏州、杭州、中山。北京的户籍开放度仅为0.19%。 让公共服务逐步剥离和户籍的绑定，围绕常住人口提供，要改变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让钱随人走，这样地方政府才愿意接纳更多人。

周国辉认为，政府应“有为而有效”，既要支持创新生态，也要避免过度干预。他呼吁地方政府避免恶性竞争，树立长期主义思维，推动财政从“土地依赖”转向“创新驱动”；他认为城市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城市公交系统普遍存在“峰谷差”。“与其让这些车辆闲置，不如调动起来参与货运，为公交系统带来现金流。” 公交系统的调度能力、运力储备、线路覆盖都是快递物流可以复用的资源，与公交企业合作会使快递企业的成本下降。 公交企业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其资产和运营大多都有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

纵览57城市民引力榜，排名前十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稳居榜首的深圳。这也是唯一一座进军前十的一线城市。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取胜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合肥、成都等。 三是以人才政策突围的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和扶持政策上，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类城市代表了当前中国的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生活”范式。

“老人交一点、村（居）补一点、爱心企业人士帮一点、政府扶一点。”两年建成上千长者食堂，成为继“淄博烧烤”后又一张城市名片。 陈强觉得政策好，一口气承包了十几家长者食堂，如今在等待补贴拨付。一村在政府推动下花费五十万元建新食堂，补贴撤出后，“给村里增加负担了”。 “真正出不了门、做不了饭的人，其实也无法到食堂来。”王德福认为，失能高龄老人的刚需在送餐环节，提供外卖补贴能极大减轻财政压力。

改革可概括为两大内容：规范政府财政收支、央地财政关系的再调整。 针对财税体制改革，《决定》中的部分表述是首次出现。包括：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

城市环卫服务市场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推向市场。这项服务完全可以交给外包公司，或者以政府招标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同时引入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图利特定人等的招投标贪污现象。市场化的环卫公司也可以货比三家提供优质的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而不需要由财政承担编制与预算的沉重支出。

生师比的提高，意味着一位老师需要负担更多的学生；医疗资源刷新纪录固然让人欣喜，但多数城市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未达预期，叠加医疗资源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浪费与住院床位紧张并存；空气优良率的普遍降低，则敲响了生态保护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