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廷梅连续17年担任石佛寺村支书，直到案发。“超长任期的村支书，权力和利益一般高度绑定。” 曾受助于冀廷梅的村民联合上千人实名请愿，细陈她带来的实惠。“玉器市场发展得好，很多事情需要她。” 检方认为，冀家凭借两代村干部的便利，通过垄断基层政权、垄断市场等方式，向家族输送利益。 南阳中院法官表示，冀家是否真正涉黑，有待审理；儿子可为母辩护，但不应绑定法官的职务身份。

无论是“形式确权”也好，“伪忙碌”也罢，本身都是权力紊乱的一种表征。不管他表现得多么严肃和缜密，这种不以工作本身为目的的忙碌都不可能带来相应的治理效能，反而会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负面现象，影响治理效能的输出，加重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引发低效能感、工作倦怠甚至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学校已经成了村委会、居委会之外的“第三基层治理机构”。学校与老师将权力的触角通过孩子深入了每一个有孩子上学的家庭，直达每一位家长。老师在家校群或通过家委会下达的各种教学及非教学的任务指令，有几个家长敢站出来硬杠？

具体到这则新闻中的保安，则是弄权与权力不作为，同时发生在一个人、一件事之中。这工作态度和劳动纪律，确实很有问题。保安公司也应该有个态度：平常的职业操守、岗位教育、纪律管理都是怎么进行的？管理层不能以“基层员工素质较低”为借口，解释并推脱以上过失。

这些讲述中，释永旭2003年从少林寺来到偃师大口镇，承包寺庙山头，强占水库矿山，殴打村长，囚禁村民，呈现出一个颇具《西游记》意味的占山为王、鱼肉百姓的妖僧故事。 实地探访之后发现，这是一段远比非黑即白的西游故事复杂的灰色乡村物语，集中呈现了各方力量对基层权力和集体资产的残酷争夺。

“乡镇一级以有限的权力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压力很大，许多工作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影响了基层党委、政府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发挥。”

当今基层的暴征强拆与“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机制特征，即无法治体制约束的公权力被滥用甚至组织刑事犯罪。在那些非常明显的犯罪事实面前，所谓“城市化”、“谋发展”、“搞政绩”再也不足以作暴征强拆的遮羞布。

“一肩挑”能集中权力、提高效率？有基层干部认为，书记、乡长分设时，也是以书记意见为主。书记兼乡长后，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实际是二把手，分管了很多政府事务，重大事项还要两人商量，决策效率比以前不会快多少。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

中国要走一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现实道路，党内民主的重心应当在核心权力层和高层，社会民主的重心则应当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