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期待的未来，从来不是依赖个别官员的“流量”撬动治理效能，而是依靠制度化建设，让每一条政务渠道都高效便捷、每一份群众诉求都有处安放。从“网红书记”的个体探索，到“长红机制”的体系构建，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从“个人依赖”向“制度保障”的转变。

作为社会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注基层治理研究。他担当“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通过大量调研、著作、论文、时评，观察基层秩序及其变迁轨迹，呈现基层问题的复杂性，对基层改革提出独到的见解。

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稀缺的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未必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的，而是通过另一种机制：行政等级分配。 基层工作经验更加受到重视。这几年常提“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开展过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工作，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勘定过乡镇行政区域界线。这意味着不少相邻的乡镇之间没有法定行政界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法律约束力的“习惯线”弊端日渐显现，基层治理实践中频频发生“争着管”和“都不管”两类“极端”现象。

“县乡治理经验丰富，运行独特，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富矿。面对这样一个‘矿’，首先要去挖掘它的实际经验，再从经验中生长出理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传统网格员通常是外派人员，工作范围广，职责不够明确，且不一定是本地居民，对当地社会不够熟悉。相比之下，乡村综合治理员由村民推选产生，在当地拥有扎实的社交网络与社会威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村民的信任。 乡村综合治理员的固定工资每月在1800元至2200元之间，在当地经济条件下已属较高水平。总体来看，固定工资加上与工作成果挂钩的奖励机制，较为有效地调动了乡村综合治理员的积极性。

一个强势人物出现，能够厘清利益关系，并且为小区奠定比较好的规则与制度，才能实现从混乱走向秩序的转型。这个强势人物也不会一直强势下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留下一笔制度化的遗产之后，后面这个小区就可以从“强人自治”进入到“常人自治”。 “人们首先要为自己附近的日常生活负起责任来，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即使是在一线城市，业主自治也还很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