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防晒产品有点像手机芯片领域，基础研究始终是最难的环节，但技术壁垒越高，企业的生命力也越强。

医护人员尤其是临床医护的主业应当是治病救人而非发表论文。 此次“奇葩医学论文”事件显示，医护人员的职称评定与考核机制需要进行更充分全面的考核，破除“重科研轻临床”的窠臼，从根本上打击医学论文造假成堆的问题，培养临床实践水平高超的人才，让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各得其所，如此方能更好地提升医学研究水平与医疗质量，形成正向的激励。

在2025年的预算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量增加百分之八点几，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增加百分之十几。”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自由探索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大部分青年科学家能够承担的第一个国家项目。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量“增加得有点慢”。

人类社会的绿色美好未来，离不开科学家们的基础研究工作。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比直接配置资源或者吸引外部资源更加重要”。在王一鸣看来，地方政府可以在基础研究投入、教育体系和人才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不一定要直接介入到具体的生产项目中。 培育耐心资本，政府应该尽可能多地创造需求，在破除政策堵点、兜牢底线的同时，“不要做更多的干预会更好”。

“广东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创新的优势，关键是构建了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科研人员做产业化成功率不高的原因包括，未能洞察真正的市场需求、重视发文章而轻视产业化落地、成果未能与产业对接等。 “公司的研发立项是基于客户和市场需求，来确定做不做、做什么。”

在一位长期关注科技政策的学者看来，科技部被调整的这部分职能具有两个典型特点：“一是这些问题基本能依赖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或者说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更有效率；二是这些问题影响的不是战略性问题。” “‘卡脖子’问题包含重大专项，这部分工作是科技部改革之后依然留在手里的，而且升格为由中央来抓。”

按实控人类型划分，深圳非国企在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占比均远远高于北京、上海两座城市。 中国企业投入研发的每6元中就有1元出自深圳企业，中国企业每7位研发人员中至少有1位受雇于深圳企业。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主要靠企业，企业投入占比约占3/4，而企业的研发投向大多以试验发展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少量涉及基础研究。在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90%的深圳，这一情况尤其突出。 （本文首发于2023年6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