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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基本不判离”背后：学者眼中的“中国式离婚”
当司法越来越不去寻找婚姻中的过错，不再进行道德上的评判，法官也剥夺了妻子在离婚诉讼中曾经占据的道德高地。 改革仍存在明显局限。新的考核指标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社会效果”等模糊标准反而可能增加法官的不确定性感知。 -
我与手机游戏里的恋人“断崖式分手”了
虽然女性玩家约占电子游戏玩家总数的一半，但在人们的文化想象中，游戏玩家的典型形象仍然是年轻、精通技术的男性。如今被称为“二号玩家”的女性群体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在这里，她们“不被批判、不被指摘、不被道德评判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探讨和想象两性关系、婚姻、母职角色等一系列问题”。 “这次事件给整个行业都敲响了警钟。” -
“被离婚”17年
公安机关于2026年4月出具的证明信显示，朱兰目前的婚姻状况仍为“有配偶”。 案卷材料显示，法院受理后以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被告朱兰经公告传唤未到庭，遂缺席审理。缺席意味着，晏某提交的证据无法经朱兰当庭质证。 法庭审理笔录显示，法庭调查阶段，审判人员仅询问了原告晏某相关情况，并无出示证据的环节。 -
《我收养了一个朋友》：跳出婚姻与血缘，重新定义家庭
银曙澜没有否定任何一种形态，只要那条路适合自己就好。她认为，在决定与人共同生活之前，每个人都需要先花时间探索自己的性格、承受能力和真实需求，“因为组建家庭一起生活，伴随着责任和义务，不是仅仅因为孤独就轻率决定的问题”。 《我收养了一个朋友》在韩国出版后，银曙澜收到了许多善意，也遭遇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
无互撕无争产，蔡崇信的婚姻“在理性中落幕”
正如离婚声明中所表述，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已更多地转变为共同经营业务和抚养子女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转变不是突发的破裂，而是长期分工与异地下的自然变化。” -
一段婚姻如何体面结束，见过上百个案例的她懂了
我让他们自己决定拍摄地点。一对夫妻选在自家厨房，两个人各站在厨房的角落，中间横着一把菜刀。 婚纱上绣着我向女性朋友们征集来的句子，有乐观的：“如果是你，也许有勇气面对”。但更多是犹疑和防备：“婚姻是我的另一个职场”。 -
一个被拐女人，和她背负了37年的重婚罪
在李将夏村，买媳妇不是秘密。村干部都知道郭小玲是被拐来的，给她和买家开了介绍信，让他们办了婚姻登记手续。1989年开春，村里还给郭小玲分了地。 1989年10月，郭小玲和买家都被定了重婚罪，二审维持原判。到现在她也没想明白，在买家生活是无可奈何，怎么就犯罪了？ -
杀妻为何难偿命：婚内命案“少杀慎杀”这二十余年
一位前检察官称，其办理的数十起杀妻案中，没有一个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判死缓的也很少。 “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曾做过多年法官的一位律师认为，法院对杀妻案作出判决，通常会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危害性，一个是主观恶性。 -
“被结婚”13年续：婚姻记录已被消除
扶风县民政局局长张炳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张蕾身份证号“被登记结婚”的异常记录将在全国信息平台消除，但目前仅是更改了刘永强与张婷的的婚姻登记信息，并未撤销两人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