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户当然有权利追星，但权利与福利不是一回事。个人在享受权利时应自负其责、自担成本；社会救助的福利是给满足标准的特定人群的，承担成本的是全体纳税人。无论是“省下低保钱去追星”，还是“打工攒钱去追星”，都在挑战“低保户”这一社会救助机制的初衷。

这种送行在形式上或许笨拙，在感情上却是深沉的。在深情款款或深情默默背后，父母和子女都在成长。对孩子而言，一场送行，是生命中的一份燃料。对父母而言，一场送行，也是一场修行——在目送之后，真正学会放手、与孩子平等相处。

随着土地流转加速，个体种植收益下降，许多缺乏保障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在经济压力下成为“季节性零工”，在深夜和凌晨的高强度劳作中赚取微薄薪酬。 为零工疲于奔命的农村中老年妇女，赚钱大多不为自己。她们的生命轨迹牢牢嵌套在家庭发展周期中，既要照顾老小，又要为子女兜底，同时还面临零工收入低和社保断层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困境的出路，显然也不能光靠个人和家庭的韧性。

正如离婚声明中所表述，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已更多地转变为共同经营业务和抚养子女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转变不是突发的破裂，而是长期分工与异地下的自然变化。”

在六蓝村，一名中年男子在洪水来袭前骑电动车准备出村，突然想起一位高龄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便赶回去将老人扶上了房屋的二楼。等他再想离开时，已经走不了了。他庆幸自己没有走。

据估算，当前育龄人群期望子女数约1.8个，计划子女数约1.6个，而现实生育水平仅为1.1个左右。 中国人口转变速度如此之快，是强有力的国家政策、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三股力量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相互叠加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不能以牺牲家庭权益，尤其女性权益为代价。

原来幸福不是一块圆润通透的和田玉，也不是一颗纯净无瑕的美钻石，而是一幅拼图，多少年来，由父母、师长、伴侣、子女、朋友等等组成的小片，历经生活中的细细碎碎、日常里的琐琐屑屑，逐渐积累凑合而成。这些碎片，虽然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然而每一块都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据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统计，香港的士司机的平均年龄为58岁，其中60岁以上的持牌的士司机超过11万人，约占整体的55%，70至79岁的的士司机亦有约3万人。 他们大多是自雇人士，没有退休金，没有稳定的养老保障，在公共交通的挤压、网约车的冲击、高昂的生活成本之间，把自己的暮年，绑在了小小的方向盘上。 ​“在香港，退休从来不是按年龄划分的，是有钱才能退休。”“我不指望子女给我养老。”方海生说，这是香港大多数高龄司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