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悦善于从早已出版的文献中爬梳出前人未曾关注的蛛丝马迹，从而追踪勾稽，生发新的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在传统的学术出版模式之外，OA出版和预印本都有其存在的背景，也能满足一部分研究者的需求。我们很难说某一种模式更好。研究者只是根据自己眼前面临的特定情况，作出选择。

学者冯立曾撰文总结英国汉学家鲁惟一的学术贡献，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为其一。其二是鲁惟一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鲁惟一认为，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但严搏非不跟人家谈钱，在他的理念里，我们都是同志、朋友、理想主义者……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为什么就‘坑’你、给你的钱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我们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已经历了百余年，我们认为自己有‘引介之功’，但大家还是做得太表面了，译稿质量差是学术出版的通病。读者为了大牌学者的名字、为了漂亮的书皮买书，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装修了外立面的墙，里面还是毛坯。” “这些东西是不可控的，理想主义没那么容易坚持。但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群）人创造了一件事，怎么能随意就把他忘了呢？所以我要告诉你它的原点，至少记住这个（群）人。”

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经典作品，后人自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解读、阐释与重新翻译的空间。如果新译者的工作确有“臻于至善”的毅力与境界，那么他收获的将是百世之名，拿到的利益也绝非粗制滥造乃至剽窃所得之利可比。此事也告诫出版界与翻译界，尊重前人著作权与恪守学术诚信原则，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境界是统一的，也符合出版社、作者、译者、读者的长期利益。

翁同文先生的治学植根传统，视野与方法深受西学影响，将文献与文物高度结合，将社会与人生充分融贯，特别关注下层社会、特殊技艺以及基本典籍。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据他说，家里曾是当地首富。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期望他学习儒学宗师周敦颐。他没有辜负期望，成为了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学术界有“南饶北钱”（钱钟书）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的说法。饶宗颐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至百岁高龄仍笔墨挥洒不息。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敦煌书法丛刊》等。这些成就，离不开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人生观，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他为人低调谦和，面对“大师”的光环，他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方言“大师”与“大猪”谐音）。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由于各种原因，大都无法像鲁迅手迹那样出版发行，保存在各种馆所，名为“文物”，颇难利用。公开拍卖，也是一种“面世”，更是一种“保护”，既可作为收藏欣赏，也有利于研究利用。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1982年1月从普通编辑入行做出版，到2017年9月从海豚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俞晓群的出版人生涯长达35年，到2022年刚好40年。从《万象》杂志，到“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还有“万象书坊”“牛津学术精选”“剑桥学术集萃”……俞晓群是这洋洋洒洒书单后面统领全局的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