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事实上变成了期刊级别在指引学术、规范学术、决定学术。难怪学者为了数据，都认真地“做”符合期刊口味的论文，而不是独立自由地“做学问”。

要想把学术期刊办好，还是要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来，莫让学术期刊与“学界大佬”彼此之间形成固化板结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改良，使评价体系多元化，解决“论文灌水”与“发表无门”的现象。这就不仅需要让学术评价体系形成切实有效的反馈闭环，也应当跳出论文的问题思考“学术生产过剩”的更大背景问题。

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确定立项与政府资金分配，存在着裁判员与运动员两种身份的利益冲突问题。 请托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如同学、校友、老乡与师兄弟姐妹等进行，其中最容易形成且最坚固的是通过师徒传承与同门关系形成的学阀，一个或少数几个学阀完全可以把持某个研究领域，垄断研究材料、控制学术评价，进而掌握分配政府科研经费之权。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2021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这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曾朗声宣告，未来她的个人书写或许会触碰到回忆里最真切的部分。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在人生的后半程始终怀揣着“未完成感”。 当时在座听众的期待，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画上了一个句号。就在巴黎奥运会拉开帷幕的同一个清晨，乐黛云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对乐黛云的生平介绍里，最常提到的莫过于她是1970年代北大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之一，且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推动“跨文化对话”上成就斐然，与学者汤一介伉俪情深。而她对“欧洲中心论”“东风压倒西风”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批评，“革命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的转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新知的求索，以及不沉湎于苦难亦不掩藏傲骨的个性，外界知之不多。 不过，乐黛云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都深受她的感召：“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对今天的很多背负生活压力、习惯向内收缩的年轻人来说，乐黛云的乐观和坚韧太宝贵。 与我们采访她的2021年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波谲云诡。能够看到东西方思想各自的根源和光亮所在，并极力促成相互对话，更是这个时代值得珍存的价值取向。 “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这是晚年乐黛云的自我评价。她“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这也是我们重发此文纪念她的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21年6月。

在一个研究领域有一个或数个学阀，他们垄断学术资源，主导科研经费的分肥，把持学术评价权，控制学术体制内岗位的分配，对想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学子进行各种规训与控制。

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曾经激情满怀地表示，希望有一天他的四个孩子在被评价时，评判的标准将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品行。这句话是如此地朴素、具备普世情怀，如今美国左翼政治正确操弄下的现实却是“就是要以肤色而非品行来评价一个人”。盖伊的学术诚信事关品行这个基本问题，却仍然似是而非地变成了一个“种族问题”或是“谁的政治正确更厉害”的问题，这也不啻为对马丁·路德·金梦想的背叛。

上海大学在上诉中明确提到：“要求向学生说明作出不授予学位决定的票决数情况之外的理由，显然与学术评价惯例不符”，且“相当程度上无法保证学术判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学术自治”。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向和与学生通过对40所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院校小论文发表要求的分析得出结论：每年毕业的博士生要发表的论文篇数是CSSCI来源期刊总刊文篇数的近四倍。 法院在对学位纠纷诉讼进行司法审查时，是以程序性审查为重点，“法官不是学术专家，对学术问题判断需要回避。”

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办的期刊或者是从他们那里产出的论文，是高度远离市场的，并没有一个常态、及时的评价反馈机制。而你能想象，如果能被中国知网评选为有影响力的期刊或者论文，这对主办方和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殊荣”。所以你会看到，每年中国知网的各种“评选榜单”一公布，很多上榜的高校刊物都会第一时间发喜报，告诉大家“我们上榜了”。从性质上来说，知网的评选，跟B站评选“百大Up主”，微博评选年度榜单，都是一样的。

学术权威的自由裁量里面，有人脉、近亲繁殖等私利目的，也有纯粹的“好印象”。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尽量减少这些影响，减少这种社交媒体互动的影响，减少个人公关行为的影响。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院士增选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正之风，有些院士也存在科研行为不端的嫌疑，这些都让公众对两院院士有关的信息高度关注。院士增选，应该回归学术评价的本质，真正让学术团体在增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让真正优秀的专业人士成为院士，才有望消除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