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的区间，既体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积极进取，又为高质量发展预留了空间。 目标区间化，本身就是在给经济留“跑道”——允许政策在稳增长之外腾出手来处理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的表述，明确了目标的性质是“下限+上冲空间”，而不是“压力型指标”。 区域经济目标差异化设定，旨在构建“压舱石+新引擎”的新格局，体现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宏观调控思路。

9·24金融新政，尤其是两项针对资本市场的创设工具，中央政治局透露的不寻常的积极信号，点燃了A股投资者的热情。 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另一大支柱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发力？区别于以往对投资拉动增长的观点，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消费应成为财政政策更为看重的发力点。 在股市大涨的时候，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各方面需要保持冷静。资本市场还有一系列问题待解。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如果与商品和要素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四十多年来，局部或者某些行业风险肯定是有的，能够及时处置局部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构成大的冲击，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审慎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节奏，对外开放步伐比较稳健。二是在发现风险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力，能够及时且有力地处置和化解风险。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监管制度确立，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明确之后，应该更好地利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利用现代监管科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更好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正是在宏观调控期间别人“不敢动”的时候，张家港抓住机遇，“抢”到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中国经济调控最基本的“定力”和“底气”是，只要就业好，完全可以不太在意GDP的新低。今年下半年，只要就业好的态势不变，维持基本的调控框架和政策定位不变，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经济正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创造一个环境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让新常态的“嫩芽”快快长大，这样才能摘掉“点滴”，摆脱经济对宏观调控的依赖，自主而持续的增长。

这是总理李克强长文《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第一部分节选，阐述了其经济政策的三个支点：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与调结构。

过去十年的中央文件中，总是把“宏观调控”搁在“改革”前面。现在，本届政府眼中的政策优先度发生了变化。但现有体制积弊多年，如何改革依然是个难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3月5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油价“从去年到今年，一共是八涨九降七不调”，每十个工作日调一次，“到底逢调必涨还是有涨有落，大家可以去算算账。”

继北上广深后，厦门、武汉、南昌、南京、长沙、沈阳、杭州七城近日相继公布楼市调控新政策，其中多个城市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10月份，4个一线城市房价均同比上涨超过两成，17个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