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首次界定了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责任。”过去，政府、市场、家庭等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时常导致政府职能错位，这在业界已多有讨论。 “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要达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目标，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难度，因此可能中央财政要有一些支持，否则靠地方的话很难缩小地区的差距。” 陈功认为《意见》中提到的这几项内容更为直接地助力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居家适老化改造、信息无障碍建设、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等。

多年来，学者张珺目睹不少人在买车方面受到的“同辈压力”，汽车不仅成为他们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必要出行工具，同时成为他们传递财富、地位或身份认同的媒介。 私家车的普及表明，虽然轿车仍是确认个人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标志，但人们对于拥有轿车的愿望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工具性的，目的是获得社会地位”。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购车考量中都很看重家庭需求，只不过在表述上很不一样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工作者与年轻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要在三代人之间进行分配：养儿育女、自己消费与投资及养老，养儿育女也可视为一种投资。三者之间的比例应实现总体上“资源向下一代转移”，如此才能确保家庭绵延、国族与文明的存续。所以养老与育小必须通盘考虑。既要保障我们的归处，也不能牺牲我们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善待婆婆乃至善待两边所有的老人，对老人的帮忙有起码的感激之心，尊重老人的财产与自由，很难吗？

如今新一代年轻人结成的家庭，更看重个人权利，一方管钱的模式已经受到极大挑战。很多夫妻更喜欢各自挣钱各自花，对家庭大宗支出则协商一致解决。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夫妻共同财产平分或利女分配，本已承认与补偿了女方对家庭的贡献，包括家务。家务劳动补偿逻辑上是二次补偿。实质上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由头，给经济弱势方多分钱，由此创造了“全职主妇/主夫比在外工作挣钱者对家庭贡献更大”的逻辑。同不同意，大家可见仁见智。但已然损及了夫妻共同财产的逻辑基础：双方算细账、逐项定价的前提是夫妻财产分立、各归各。

我有一个妹妹在浙江，妹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算是特别亲的二代亲，但是一年到头最多见一次面。这种跨时空的距离感，也就是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开放和流动的宏观结构。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每一个家庭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自主的单元。获得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对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亲缘的经济依赖性就已经失去了。 00后是互联网元时代的一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一个人过日子，不需要太多的社会交往，也能过怡然自得的生活。 青年断亲不是社会问题，也不代表着社会进步，只能说它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结果，不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应该有一个度。这个度根据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或许是10万，或许是50万，或许100万甚至更高，但都不应该超过家庭总资产的一定比例，不能孤注一掷掏空家底。其次，任何资产的配置都不应该是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对孩子的投资也应该是多元化的组合配置，包括教育、资产、社会资本，甚至包括多一个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