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相似的生死观：打工赚钱，养育后代，直到有一天自己陷入困境，便“懂事”地离开。 乡邻闲聊时，总提及一位老人要孩子照顾，把房间弄得臭气熏天。这种讨论会逐渐把一种社会压力灌输给爱面子的老人。 自杀者遗族会过度承担责任，很难与家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连接，这也让他们发出的自杀信号，难以被家人察觉。 于斌认为，在特别注重家庭责任、人际关系特别密切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利他型自杀”更容易发生。

刺激就像一杯咖啡，提神一时却不改善体质。若深层结构因素不改善，效果很难持续，家庭只会把富余出来的现金流用于“加厚安全垫”，而非转化为持续消费意愿。 消费思维要从“刺激”转向“释放”。要让消费从脉冲式热潮转为可持续，需打开三道闸门：增收预期（压实龙头企业社会责任）、闲暇预期（做好劳动者保护）和社会流动预期（投资于人）。 供给侧要从成本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金融端要回到“跨期平滑”本质，并以场景为锚点嵌入消费决策，成为“新供给”的一部分。

不少大学管理好像越来越像中学了，有些比中学管得还严：上课从早到晚，晚上还要自习，睡前要在宿舍拍照打卡证明没有夜不归宿，出门请假要层层报批，再水的课也不敢逃，上课要交手机，课堂还要考核“抬头率”……过去人们印象中大学那种自由自主且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今天的不少大学生眼里就像古老的传说。 当然不是所有大学都这样，但管理风格已经可以被视为当今高校水平的一种参考——质量越好、规格越高的高校，往往在管理上也能越从容。反之，越是普通的高校，管理上只能更为严苛——因为它们没有犯错的余地。 今天，大学生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现实与未来，而大学这个能量有限的教育机构，却被社会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和要求。学生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身体健康、心理状态、就业前景、家庭关系……方方面面都成了学校的责任；一场意外、一种选择、一件私事都可能成为高校的舆情，甚至官司。 在这种背景下，管理者一惊一乍，执行者疲于奔命，学生们谨小慎微，在那些“高中化”的大学里，学习生活逐渐成为一种工业化的流程，每一道环节都在被量化。而更加繁琐的规则和更为严格的执行，也并没有达到它们想要的目的。

“父母好好学习”，传达了学校对学生家长尽职尽责的企盼。如何做好一名学生家长，也是开学季到来之际摆在各位父母面前的大哉问。父母永远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早的老师。不论家校合作的边界在哪里，学校教育都要与家庭教育相配合，把孩子教育成一名健全的人。

“选择婚姻和育儿的是幸福的大多数，但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网上都在说生孩子很痛，养孩子很辛苦，婚姻不幸福，年轻人当然会趋利避害。” “已经有很多大学生失去了恋爱意愿。我认为关于两性的沟通和理解，和异性的合作，恋爱中的一些避坑技能，都应该在中学被更早教授。” “性别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女性可能预见到自己将独自承担大部分的育儿压力，这种家庭责任分担不均使她们对恋爱、结婚和生育产生担忧。”

从《胖东来人结婚执行标准》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无非是：诚信，个人自负其责，保护婚姻家庭价值观免受不良风气的侵扰，这些都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层价值观。 胖东来重视商品与服务的品质，不为赚快钱而无视企业的声誉，逐渐在顾客群体中积累起口碑，并且用真金白银对员工好，体现在远高于当地与同行的薪资与福利水平上，同时对员工有这些价值观要求，这是希望拣选出正派、精神内核稳定的员工，把胖东来建设成一个友爱、有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共同体，这是非常正当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胖东来也是在履行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在男女分工趋向一致、均需要外出工作的今日，为何女性依然要承担更多照顾家庭、打理家事的责任？甚而，家庭卫生为何由女性直接负责？

男女两人真心相爱，想缔结婚姻、组建家庭、白首偕老，目前的法律与舆论对此并没有什么障碍，反而是鼓励的。婚姻就应该建立在爱、道德与对等的基础上：爱对方，对对方的人品与能力认可；双方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创造未来；双方把小家庭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核心要件，里面不应该有高价彩礼的位置。

男女在走入婚姻之前，商定将来如何建立家庭“公共财政”，哪一方出多大比例，双方如何共同决定大宗支出；如果一方全职在家，给多少家用；如果决定要孩子，需要多少钱，男方出多少钱；把彩礼的来源与归属也纳入未来小家庭财务考虑之中，站在婚姻长久稳定与子嗣利益福祉的高度，双方有商有量。 若有必要，双方父母乃至亲友也可以参与。这样的商量，也可以避免头脑发热或一时冲动，提升双方的家庭责任感。如果有这样的深思熟虑，相信高额彩礼的问题也就消解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