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就像一杯咖啡，提神一时却不改善体质。若深层结构因素不改善，效果很难持续，家庭只会把富余出来的现金流用于“加厚安全垫”，而非转化为持续消费意愿。 消费思维要从“刺激”转向“释放”。要让消费从脉冲式热潮转为可持续，需打开三道闸门：增收预期（压实龙头企业社会责任）、闲暇预期（做好劳动者保护）和社会流动预期（投资于人）。 供给侧要从成本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金融端要回到“跨期平滑”本质，并以场景为锚点嵌入消费决策，成为“新供给”的一部分。

家庭部门对金融性资产的配置需求增加是中长期趋势，一个稳定、可预期性较好，能切实带来现金回报和财富效应的股票市场，才能具备家庭财富新基石的重要作用，也才能沉淀真正的长期配置资金，而这与“慢牛”相辅相成。

全球范围内，央行、基金、普通家庭似乎都在做同样的动作——用手去触碰那种“摸得着”的安全感。 他把“屏幕里的绿”和“手心里的实物”对比解释：“纸黄金跌了，一片绿，看着心慌；实物金跌了你也不一定卖，先放着，戴也能戴，传给下一代都行。它总不会归零，跟退市的股票不一样。” 金店里“秒价”滚动、散客怕涨先买、有人抵押房产囤金——这些听上去情绪化的决定，在主权层面被放大成资产配置：当一个高度金融化的世界充满不确定，黄金因为“摸得着”而再次被国家、商家、个人三重身份同时拥抱。它不反对现代，但警惕未来。

QDII基金市场的发展取决于监管机构对QDII额度的发放。 汇率波动能放大QDII基金投资损失，也可能带来额外回报。 “未来随着境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国内居民和家庭可能会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海外的股票、债券，甚至是另类投资市场。”

有一整套规则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代表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入户调查，也来自数据质量的把控。 最近研究发现，家庭如果在多套房和一套大房子之间做选择，当房产价格下降时，会促使家庭选择一套大房子，就是把投资属性降下来，然后把居住属性提上去。 促进消费一定要把资产的作用发挥出来，仅靠收入是不行的。 离开生命周期和家庭情况，单谈杠杆率高低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调研发现，家庭杠杆率总体上不算太高，目前看是中等水平。

对比发现，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不够合理，配置品类较为单一，整体均衡性和抗风险性较弱；国内养老金融产品仍受到资本市场发展限制，涉及的金融工具、底层资产等较为单一。 财富管理业务可穿越经济周期，平滑营收曲线，是金融机构未来业务重要的发展方向。如何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是金融机构迫切思考的问题。 在政策引导上，应打通养老第二、第三支柱，可更大程度发挥个人养老金的资产配置作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想发挥预期效应，需要达到各层级紧密联系、各司其职的状态。

不少家庭选择“再生一个”帮忙照顾残障的孩子，但这种将两个生命绑定在一块的“照料”实在过于沉重。 另一个选择是将孩子安置在康养机构。但戴榕认为，这种方案并不理想，“我们希望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区，能跟普通人生活在一起”。 家长们反复与学者、信托公司探讨，最后形成基本的特需信托框架：通过构建法律关系与金融产品的结合，织就一张小型的“社会服务支持网络”，实现托孤。

如吴弭这样的新一代美国华裔正在进入政坛，他们努力摆脱传统华裔家庭教育的束缚，突破个人成长的惯性，以打破西方主流社会长久以来为华裔群体塑造的“模范少数族裔”神话：高分书呆子，对政治冷感，从不惹是生非，对不公保持隐忍，“出人头地”的路径明确而单一——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这类体面、高薪的专业人士。 现在，他们渴望或正在成为美国公共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至于所谓“三胎贷”，也许设计意图是好的，也许没有多大的风险和危害。但是，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多孩家庭的经济压力，需要的是有效的政策配套，而不是“借钱生孩子”的金融“创新”。

不少韩国家庭正面临破产危机。2020年9月13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了对44个国家的《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报告。其中，韩国家庭今年第一季度负债率高达97.9%，远高于美国（75.6%）、英国(84.4%)、日本(57.2%)和中国(58.8%)。 “一些（韩国）家庭已经到了借了钱都不会消费的阶段。（负债）泡沫不会轻易消失，要做好经历危机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准备。”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