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加强宿舍建设，要从自身财力出发，因校制宜，“一校一策”。除学校出资主导改建、新建宿舍之外，还可采取社会化方式，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补充宿舍资源。 采取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当前的住宿供给不足问题，可更灵活地应对未来适龄学生减少，实现高校学生宿舍资源的最优配置。

我们的母女关系是个蛮有意思的难题。今天，这个孩子虽然长大了，变成了大人，甚至变成六旬以上的老人，以及被很多养宠物的人视为老师的自然学专家，但我们的母女关系还是留在她孩童时代的框框里。 一个比我大三十八岁的瑞士音乐家，一个比我小九岁的英国研究生，他们竟然能合作做出如此荒谬的事儿，一起来决定不在场的第三位的前途，不可思议！

那是一段恍惚的时光，我隐约记得，在拥挤的宿舍里，几十个人一排排睡在大通铺上。我手里拿着几根蜡烛，睡前坐在那里陷入沉思，旁边的女孩说：“我没有拿你的蜡烛……”在聚居的地方，任何行为都会引起别的反应。我定然不是在思考蜡烛为什么少了，我当时一定在“别处”。 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训练，就像穿越了无数密林，对于林中的生活了然于心。我像一个长期观看别人演练的人，等自己进入世界，似乎一切都似曾相识。

王涛隐约觉得，面对个性化更强、集体意识更淡的年轻人们，高校的教育理念需要越来越多地开始考虑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的权利、责任边界在哪儿，学校的权利、责任边界在哪儿？如果不改变这个，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参与进来。”

不少大学管理好像越来越像中学了，有些比中学管得还严：上课从早到晚，晚上还要自习，睡前要在宿舍拍照打卡证明没有夜不归宿，出门请假要层层报批，再水的课也不敢逃，上课要交手机，课堂还要考核“抬头率”……过去人们印象中大学那种自由自主且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今天的不少大学生眼里就像古老的传说。 当然不是所有大学都这样，但管理风格已经可以被视为当今高校水平的一种参考——质量越好、规格越高的高校，往往在管理上也能越从容。反之，越是普通的高校，管理上只能更为严苛——因为它们没有犯错的余地。 今天，大学生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现实与未来，而大学这个能量有限的教育机构，却被社会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和要求。学生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身体健康、心理状态、就业前景、家庭关系……方方面面都成了学校的责任；一场意外、一种选择、一件私事都可能成为高校的舆情，甚至官司。 在这种背景下，管理者一惊一乍，执行者疲于奔命，学生们谨小慎微，在那些“高中化”的大学里，学习生活逐渐成为一种工业化的流程，每一道环节都在被量化。而更加繁琐的规则和更为严格的执行，也并没有达到它们想要的目的。

如果我站起来叫声“郑老”或“郑伯伯”，他和老伴一定会感到温暖和安慰，然而我不可能在同学面前这么做，我不得不“划清界限”。之后很多年，我经常想着，如有机会再晤郑老，一定要就此事向他道歉，遗憾的是，毕业后直到1984年我才首次返校，其时郑老已驾鹤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