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多人在学电影的时候，是为了跟观众做沟通，或者去做表达，但是其实你到了社会上会发现，观众要求的是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我说我想来跟你沟通，你说不用沟通，你把我的腿捏好就行了。我要说我不是来捏脚的，人家就说，那你出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刘震云的新书《咸的玩笑》中有这样一段，智明和尚在提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了三百万人时说：“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刘震云说，“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小人物，他们的痛苦比天还大。” 2026年2月，刘震云获第十五届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这是中国小说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过往的获奖名单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和彼得·汉德克。

2025年，71岁的陈佩斯完成了话剧《戏台》十周年巡演，全年17城68场。年中，他用电影把老戏班的故事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叫好也叫座。故事里那些渴望一辈子凭本事吃饭的小人物，嘴里说着“糊口”，腰杆却始终挺直，有着艺术家的气节。那是一种纯粹而残酷的理想主义，也是陈佩斯给自己的交代。

恐龙一直是童书和展览的热门选题。但恐龙画和模型很少被视为作品，各类机构使用恐龙素材时也容易忽略版权问题。少有人关心恐龙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 2025年，PNSO启动“小恐龙不服气——小人物如何应对大企业侵权”的维权项目。目前已发起了10个诉讼。 李青计划在PNSO打完100场官司后策划一个展览，希望自己的维权最终能推动法制的完善。“无论成败，这100份判决书都将是记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历程的文献。”

出演“小人物”本身无可指摘。电影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理应关注各个阶层、各种境遇的人生百态。问题在于，当“小人物”成为流量明星转型的标准化操作时，这种创作是否已经本末倒置？

1970年成立时，EPA首任局长表示“环保局的职责是保护环境，而非促进商业”。2025年，新任局长泽尔丁则将EPA的使命重新定义为“降低民众购车、取暖及企业经营成本”。 据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观察，美国既非全然无视全球责任的“小人”，也非无私推动环保的“君子”，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调整立场的“现实主义玩家”。 美中清洁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安锋发现，EPA拟放松的环保标准多为长期目标，而不是让当前的环保标准倒退。“特朗普并非完全否认绿色清洁产业的价值和未来。”

推荐理由： 付航花了六年从脱口秀新人成为了“喜剧之王”，那些被酒店大堂驯化的躬身、被优绩主义压制的尊严，经他拆解后化作黑色幽默的炮弹，动物寓言中映射着人类阶级，在“差生逆袭”的叙事中所有失意者都不再失意。他用自己的声音，用荒诞与赤诚为小人物写下最鲜活的注脚。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每一个出门在外讨生活的人，谁没有尝过被轻视的滋味？谁不曾遭遇不公？身处困境时，人要如何自尊自爱？人的尊严又从何而来？“这些小人物的迷茫、他们受到的不公，都是我们想讲的。”《雄狮少年》系列导演孙海鹏说。 “我觉得阿娟他们就跟野草一样，到这了，就落地生根，可能也会长得好，但都是规划好的吗？我相信他们也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孙海鹏说，“‘打好这份工’。只要在广州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听到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没有追求，但我觉得这是很动人的。”

在《谁的乌托邦》结尾，曹斐给了每个工人的面容一个长镜头。“我觉得这个注视很重要。工人生产其实没有太多的尊严，很多工人的纪录片就是要暴露全球化里个人作为螺丝钉的状况。但是每个人五六秒甚至十秒的定格，你就是看着他疲倦的容貌、他的眼神，也是对每一个观众的提问。” 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 曹斐总结了自己的两条创作线索：其一是对虚拟世界、技术、人类在未来状况下的可能性的想象，其二则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织，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节点上，或幽默或残酷或梦幻地去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他们（巴金和缪崇群）之间存在着性格上的共鸣之处。我们对于他们抗战时期的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就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类似性：虽然不忘怀抗战的大义和民族的自尊自豪，但是更要注意到‘小人’的生存状态，即‘小事’，从‘弱者’的角度观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