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信贷平台及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纷纷选择“合纵连横”，形成更为复杂的“网状结构”，让不同层级不同需求的借款人都有可供选择的贷款平台。 利率差异大。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利率最低至2.88%，民营银行的小额网贷利率普遍高于传统商业银行，最具代表性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小额网贷年化利率均为18%，网贷平台更有高于30%的年化利率。 9家在美上市的网贷公司中，5家公司的第一大业务收入发生变更，商业模式由轻转重，且有分化之势。

一个外界对其争论不休的地方是，中和农信放贷的年化利率接近18%，但在招股书中称自己提供的是“农村普惠贷款”。 中和农信拥有一支超6400人的销售与营销团队，覆盖10万多个村庄。 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多份判决中，逾期客户都被中和农信要求以24%的顶格利率缴纳逾期利息，多数法院予以支持。 李明华近两年经手的贷款额有所下滑，公司开始开展农资销售、保险销售等多元业务。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该办法的核心条款是，个人单户网络小贷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30万元，以及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蚂蚁招股书显示，目前蚂蚁的资本金约为350亿，信贷规模为2.15万亿，相当于其出资比例不足2%。 按照科创板规定，战略投资者应执行不少于12个月的限售期。加上前期准备时间，通过蚂蚁打新的基民，要等待18个月基金封闭期结束，才能够退出。

“行业里的人总是把高利率想象成一堵墙，只要靠在上面，就能够用高利率来覆盖高风险，但正因为这堵墙的存在，放贷机构们既不选客户，也不做风控，但这些机构依靠的实则是一堵‘危墙’。” “羊毛出在狗身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早就看明白了，传统金融的利差模式挣不到钱，于是开始做互联网公司最擅长的事儿——刷流量。 “那些叫嚣的通常都是已经负债累累的借款人，想要获得更宽松的资金。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不是帮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在商业型小额信贷公司出现爆发式发展时，公益型小额信贷机构（包括NGO）却举步维艰，已经从2003年鼎盛时期的三百多家萎缩到目前不足一百家，而且仍有进一步萎缩趋势。它们既突破不了政策法规的桎梏，也难以找到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

三种类型的小额信贷，福利主义小贷，公益性制度主义小贷和商业性小贷，都不是万能的，都应该鼓励支持。解决弱势地区弱势群体问题，最有效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贷。商业小贷不用呼吁，资本正纷纷介入。公益小贷发展最早，但遭遇短板，最应呼吁。

民间借贷火爆带来的巨大息差吸引不少香港本地公司进军内地小额信贷。外汇管制致使“资金二道贩子”应运而生。注册资金、购买股权方式、虚假贸易和地下钱庄，是资金进入内地的灰色通道。

在资金链绷得最紧的浙江，小额信贷公司开始被“松绑”——此前牢牢捆住他们手脚的“资本金”规定，放松了一圈。但工商局出台的这个新政能否真正“落地”，还是个问号。

如果说安德拉邦是块过度耕作的熟地，那么中国还是待开垦的荒地。中国小额信贷面临的是印度15年前的问题，即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