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件达标的前提下，投入应该从“物”转向“人”，要调整师生比的标准，不要用25年前的文件配置教师数量。 编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其实就是“钱”。一个在编教师，意味着区县财政要全口径保障他的工资、保险等所有待遇。有些地区为了省钱，会少招人，进而出现“空编”现象。

浙江一项调查显示，超85%网友不喜欢入户家访，90后家长占比颇高。电话、微信已成为家校沟通主渠道，很多家长认为家访没必要。 汪安一年需家访约30名学生，每个家庭只有10-30分钟，还得填记录表、拍照留痕，她得拼命赶流程。 “我去家访之后，小孩子会觉得，我跟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亲近。”朱灵觉得，家访能增进师生感情。 于潇认为，家访仍不可替代，但有必要做出改变。学生日常的小问题可以线上交流，家访注重沟通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心理咨询行业的伦理守则对来访者与咨询师都相当脆弱，任何一方都很容易逾越伦理的界限，不成比例地侵犯对方的权益：咨询师单向的性侵，来访者单向的钟情妄想，双方双向的性移情与情感关系，等等。且不说“谁负责”本身就难以认定，事后也会存在“追责难”的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本应只是银货两讫的民事交易关系，却呈现出比师生关系更显复杂的样态。

师生恋带来的难题还远远不止礼法习俗，更牵涉到更严肃直接的腐败问题。高校教授天然享有“上位者”的地位，对学生掌握着种种堪比“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便不考虑师生恋爱的关系，这种权力结构也极易造成寻租或是剥削等问题。如何制衡本已显系失衡的师生权力结构已经颇为棘手，遑论牵涉到男女关系的利益冲突。 

在教育界呆了一辈子后，在教师、设计和学生的诸多角色之间，我感觉做学生最难。他们面临的压力比老师大得多，而且师生权力地位根本不对等。老师耽搁学生的例子不胜枚举。学生赶走老师是极个别的案例，否则也不会成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