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学科专业调整，有诸多隐患。首先，调整专业变为做“表面文章”，有的只是给旧专业换一个“新马甲”。如撤销“土木工程”专业，新建“智能建造”专业，但师资、课程均没多大变化。其次，新增、扩招专业“空心化”，这些专业的师资不足，就直接用其他被撤销专业的教师。 如果不从人才培养质量角度审视学科专业优化，就可能出现快速的“表面调整”，调整后的专业，由于缺乏质量保障，毕业生就业依旧困难。

很多地方在同步推行“课间15分钟”和“每天一节体育课”时，面临体育教师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乡镇中小学，师资短缺、设施简陋的问题更为突出。

自2016年创校以来，一土在北京已经历了4次大规模搬家，换了5个主要的办学场地。但时至今日，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反倒又增添了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如要取得小学办学许可证，前提条件是拥有200米以上的环形跑道。李一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在北京有一个能建200米跑道的地儿，为什么要来办学校，肯定是做房地产项目去了。” 创新学校不仅面临课程、师资、家长协同等内部挑战，更重要的是遭遇外部监管的困境。“它们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与监管。”

“分化在高中学段后期出现是正常的，但是云班放大了分化。” “云班很容易将优秀的师资闲置，这其实是将县中的内部掏空了。”

主城区学校的家长整体更卷，主城区学校的孩子整体更辛苦。郊区的学校或许师资差一些，条件也差一些，但学生们收获了很多书本之外的知识与技能，他们的身心更健康，更快乐。

推荐理由： 在内卷的社会中，当教育被大多数家庭视为唯一的上升路径时，县中的优质生源和师资也一股脑地向城市及更好的学校流动。林小英看见了这一趋势中被“抛下”的孩子们，呼吁一个资源分配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学前教育法的落地“主要是看最低点，不是最高点”。他解释说，江浙发达地区条件保障比较到位，但在农村偏远地区，“执行难度可能还是较大”。 当下学前教育师资供给，按照高峰时期设计。如何将富余的优秀师资，向西部等偏远地区转移，“是比较难的地方”。

可让教育系统之外的第三方如国家统计局或企业对专业-院系的就业率、去向与薪酬进行独立的调查，然后向全社会公布，单单对专业或院系或学校进行所谓的全国排名是远远不够的；建立类似大众点评网的毕业生点评网，让校友对专业-院系进行点评，师资与行业地位如何，披露各自的就业情况，让后来者有很好的参考，避免再次踩坑。这样，谁也别想借助此类信息差挣钱，学子们也不用担心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