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云端的情绪宣泄，社会更应看见年轻人真实的精神困境。青年群体希冀的，不只是陌生人一句轻飘飘的“我懂”，而是更包容多元的评价体系、更畅通可及的心理支持、更切实落地的现实帮助，是更允许失败、接纳平凡、尊重“慢慢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不必在“必须优秀”的紧绷压力下负重前行。

“相比老一辈对美国特殊性的执念，西方年轻人更加开放地将中国视为灵感和进步的源泉。” 如果我在中国，我会开设人工智能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公司。我身边所有的女性都会与AI倾诉，如果我是大学生，我会成立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心理咨询公司，协助人们解决精神困境。

小H的心理困境是，没有向导师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困难，一边封闭自己内心的痛苦一边还要定期向导师汇报，隔阂越来越深。而且，小H还把责任推卸给导师，认为“没有得到导师的有效指导”。

过去10年国人入眠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睡眠平均时长从8.5小时缩减到2021年的7.06小时。冉冉获知，失眠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首发症。 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谋求生存，获取财富，难免遇到各种困境不顺。通过跟患者的交流，我最真切的体会是，来医院治病的人们，其实更需要的是治心。 希望二三线城市的二甲医院，也能配备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但现在相关人才缺乏。此外，加强科普宣传教育，让睡眠障碍人群正确认识失眠是重要的第一步。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句台词说，“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疫情三年，社会心理的支持系统是一张更大的网，用来托住整个社会的心理。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

明明景点就那么点地方，范围就那么大，非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不可，就像一只青蛙偏要“膨胀”成一头大象。为了在交通费用上赚取利益，不惜给游客设置“步行困境”，反映了“一锤子买卖”的市侩心理。

在“万家无暴”项目创始人万飞投身于反家暴事业的这些年，对受害者被家暴后的绝望与恐惧感同身受，“受暴之后的受害人往往非常急需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地，他们所遭受的心理恐惧是无法想象的。” 医疗支持、生活保障、特殊照顾、心理疏导、法律援助、职业培训，还有成因极其复杂的生存困境，“当受害者还有孩子、老人等需要照顾时，受害者很难将全部精力用来解决家暴及后续的生存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在提案中点出了问题所在，而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做。 反家暴的背后，不是受害者选择离开家或者不离开，而是需要一个重建自己生活的机会。

心理咨询师将多个同班学生存在的自残行为视作“群体学习”。孩子没有情绪出口，看到其他同学有类似做法，会认为那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乡村儿童面临的心理困境看上去都很严重，但背后是最简单的需求：需要有人陪伴，听他倾诉，和他一起去面对成长的问题。 约定心理咨询时间到了，屏幕那边却迟迟不见动静。反馈的原因五花八门：项目对接的老师忘记了，老师拖堂，孩子请假没来上学等等。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2日《南方周末》）

严勇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他们几乎见过现代人所有心理困境。“大部分上来都不愿意主动开口，心里的结打不开。” 水巡支队有40人，“职业的”屈指可数。“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

安徽635分盲人考生昂子喻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是盲人普通高考七年来，第一个使用盲文试卷考入985大学的考生。 2014年，49岁的李金生完成了第一次盲人普通高考，语文0分，数学0分，外语8分，综合50分。2015年，8位盲人考生参加普通高考，7位被录取。此后几年，盲人考生人数始终维持在个位数，直到2019年达到10人。 这个数字在2020年腰斩，仅5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普通高考这条路好不容易打开了，为什么还那么少人参加？ 需要厘清的是，2014年之后，视障人士参加高考有两个途径，除了普通高考，就是传统“单考单招”。后者能考的本科层次高等院校仅四所，但前者难度巨大，而考生只能“二选一”。敢选择普通高考的考生本就极少，他们希望藉此获得和普通大学生同等的就业机会。而2015年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的考生，在2019年遭遇的就业困境，冲击着考生的心理。 这条盲人争取正常升学和就业权的路，依然满布荆棘。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