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制度史以及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领域，墨子刻的理论影响力和学术深度更为突出。对于一位率真、执拗的老先生来说，如果你不能将自己手边的工作放到一边，顺着他的思路和问题与他一直谈论下去，恐怕是很难让他满意的。我相信和墨子刻有过交往的学人，也许和我会有同感吧。

世界大势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却在左右摇摆。向左还是向右，既取决于少数精英，也取决于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 经济学逻辑有其必然性，但政治实践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研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播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避免世界被那些错误的思想所一直统治。

他希望站在生活和历史的中心，竭力探求人类现实的深度，尽可能地挖掘其意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编辑来说，工作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发现一部好书稿、一位好作者，以及书出版后得到好的反响、作者成了知交。对于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我来说，已故的罗宗强先生（1931—2020）和他的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好作者和好书。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

我尝试着从一种与正统思想史不同的、“精神史”的视角来解释历史进程。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韦伯、涂尔干等现代思想家的印记，但还有其他。

过去一年里，著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一门研究生课程《亚洲史研究的方法》备课和教学；二是两部重要学术著作《中国思想史》（Brill出版社）、《何为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的出版。

在20世纪的思想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人用偏激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像。

斯特隆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说，当17世纪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法国强化中央政府机器，主张君主要无情镇压来自贵族和农民的反抗时，英格兰的斯图亚特国王也竭力走向王权绝对主义，但他缺乏黎塞留的政治手腕，遭到议会和习惯法的抵制，最终头破血流。当时的英国处于虚弱和分裂状态，而法国则在实力和文化方面遥遥领先，当时的欧洲人都认为，法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而英国没有。英国的成功，要到1688年以后才显现出来。

何炳棣的最后时光还专注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对学术的情感延续到了最后，临终前，他仍于病榻上校阅有关老子的研究论文。他一直遵照外祖母所说的那样去做：碗底始终留着一块红烧肉。

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似乎想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