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起案例中，施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8起，占比3.92%，最小施害者年龄不足10岁；施害人60岁以上的有7起，占比3.43%，年龄最大者达93岁。 “13年前，我们想象中的儿童性侵还是月黑风高夜有人从公厕后面窜出来——没过几年，犯罪方式就变了。”发布会现场，主持人张越的这番话指出了儿童性侵问题最令人忧虑的新趋势。

202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4.1万人次。 “（城市）曝光的更多，是因为对城市孩子我们的监护能力和社会媒体司法能够介入的程度都更高，而农村因为留守儿童居多，监护缺失，他们即便受到性侵，很可能不会被发现，所以会持续更多年。”

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祁东县的大街小巷，张贴着许多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警示案例。当地有人迷信“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能升官发财”。 法院认为，涉案的派出所所长，具有与其年龄、职业相当的认知判断能力，但对被害人是否系幼女，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他两年没到学校来了，上面只说他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犯强奸罪的教师所任教小学的一名在职教师说。

据“女童保护”团队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23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通过网络实施的有197起。 2023年，在202起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中，有141起是熟人作案，占比超过八成。

不难想见，容易实施性侵/猥亵未成年人乃至婴幼儿的人，往往集中在保姆、医生这些易于接触儿童的“高危”职业，恋童癖人员也容易向这些职业“集聚”。国外爆出的性侵/猥亵儿童案件里，最广为人知的恶魔也是教堂里的黑衣牧师，原因也在于此。毕竟，神职人员无论是在教堂里接触唱诗班的儿童，还是与受洗入教的儿童单独相处，简直是太过“方便”了。而就犯罪地点而言，儿童集中的福利院、托育中心、学校、医院也是案件高发场所。

就拿性侵来说。校园尤其是幼儿园与中小学是未成年人富集的地方。恋童癖是以一定比例存在于人群，他们魔爪伸向的对象是儿童，后者心智不成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如果校园不设防，恋童癖一定会向学校富集，从而其在教职员工中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在人群中的比例。所以建立教职员工入职筛查制度与从业禁止制度，有利于挡住潜在的恋童癖、性侵犯进入校园，从而保护儿童。

一方是参加艺考培训的未成年学生，另一方是业内知名的培训老师，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培训老师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部分未成年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迫“自愿”发生性关系。

2021年，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1657件，这一数据是2018年的三倍多。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总体来看，这项制度的社会知晓度还不高，以校园性侵案件为例，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占比为10%。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公职人员，大多受到党纪和政务处分，被追究刑责的并不多。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