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医生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外科医生手中握的手术刀，内科医生熟稔于心的诸多药物药理，既可以用来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既可以从患者的最大利益出发来救人，也可以从自己经济、学术等方面的最大利益出发来捞钱、攒技能。这就内在要求学医者最为重要的是道德，有道德，学医天赋差一些，或可以当个全科医生；没道德，天赋越高，越会钻营，为害也就越大。

“本是救人天使，却遭恶魔夺命。”一位网友的评论引发共鸣。医生呵护生命，他们的安全同样需要呵护。

周人的真正成就，在于制礼作乐，奠定了后世华夏文明的礼乐基础。 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周人赞美历代商王大戊、武丁、祖甲等人的伟大，堪比周文王，他们敬天保民，修德尊礼，是有德之君（《尚书·无逸》）。但商代最后一位国王商纣，则必须被妖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罪恶被“层累地”叠加到商纣身上。

契诃夫，出生于1860年1月29日，是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在契诃夫的书信集中有许多真实有趣的“哭穷”发言。实际上，他小说产量极高，行医和版权收入足以让他财富自由。可除了供养家庭外，他还会为穷人免费治病，投入大量钱财扶助社会。结果不仅钱不够用，还不幸染上肺结核。病后的契诃夫不辞辛苦，更热诚地倾注于写作事业。他的剧本中“既没有天使，也没有恶魔”，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主义”。 1904年，年仅44岁的契诃夫病逝。去世前半年，契诃夫致信友人：“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本案中的肇事男童作案时思维缜密、手法狠辣，在案发前就有杀人计划，在案发时实施了欺骗与暴力，甚至不排除其“赶在12岁前杀人”的可能，其所具备的“恶意”已经不言而喻，理应为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此案也是一个契机，值得法界思考借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立法震慑潜在的小恶魔们，让刑责年龄不再成为小恶魔预备犯罪之时的立足点，与实施犯罪之后的护身符。

成年人由于“脸面”、道德感或“斗而不破”的需要，欺凌可能往往是有限度的；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没有那么多顾忌，一旦施行欺凌，往往没有下限，足以惊骇成年人，令人感觉怎么有些孩子是天生的恶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另一面可没有那么美好。未成年人从欺凌走向性欺凌、性施暴，正是这一内在逻辑的体现。

除此之外，互联网上争论不休的是：这个“恶魔护士”仇婴以至一次次杀婴的动机及其背后的价值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人的内心世界虽然隐秘，但价值观的形成与变化不会无迹可寻。在探讨让“恶魔护士”杀婴发生的制度问题之外，这个问题同样不可小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本源。因为任何制度的正常运行，都建立在对人的道德水准与价值观一定的正常期待之上，制度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谁会去利用这些漏洞，需要看其动机与价值观。

建立更为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与背景调查制度，对于这类儿童扎堆的行业而言就更显迫切。从业禁止制度属于“事后处理”，可将这些已有前科的恶魔逐出儿童的乐园，禁止他们进入更容易实施犯罪的场景；背景调查制度则称得上是“事先预防”，尽量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心理状态、职业经历、社交媒体发言，尽最大可能屏蔽掉那些心存恶念的潜在犯罪者。

改进入职筛查制度，完善从业禁止制度，将可能的恶魔种子挡在“小小花园”之外，无疑是对“今天花朵”的有效呵护，保障他们在安全开阔的环境中成长为未来的主人翁。

不难想见，容易实施性侵/猥亵未成年人乃至婴幼儿的人，往往集中在保姆、医生这些易于接触儿童的“高危”职业，恋童癖人员也容易向这些职业“集聚”。国外爆出的性侵/猥亵儿童案件里，最广为人知的恶魔也是教堂里的黑衣牧师，原因也在于此。毕竟，神职人员无论是在教堂里接触唱诗班的儿童，还是与受洗入教的儿童单独相处，简直是太过“方便”了。而就犯罪地点而言，儿童集中的福利院、托育中心、学校、医院也是案件高发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