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低婚育、独居增多、子女远离的现实背景下，成年人一旦突发失能，真正影响后续走向的，往往不是“有没有积蓄、有没有人照顾”，而是能否尽快形成一个被法律确认、能够围绕本人最佳利益统筹人身与财产、让医院与金融机构据以配合的监护主体。

202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4.1万人次。 “（城市）曝光的更多，是因为对城市孩子我们的监护能力和社会媒体司法能够介入的程度都更高，而农村因为留守儿童居多，监护缺失，他们即便受到性侵，很可能不会被发现，所以会持续更多年。”

“未成年人模式、防未成年人沉迷系统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有的监护人甚至还把自己的账号给未成年人使用。” “平台很难实时监控网友发布的内容是否适合未成年人。当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不实和有害信息，未成年人很容易受误导、蛊惑。” “16岁以下未成年人对他人实施网暴、网络欺凌，几乎不会被行政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这也纵容了未成年人的网暴行为。”

让4岁女童独自坐地铁回家，已经不仅是心大，还违反了不少法律规定。 对孩子进行独立教育，应该遵循儿童成长的规律，不能揠苗助长。 当“小茉莉”们长大了，他们未必喜欢自己当初被当做引流的“道具”。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权利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未成年人进行炒作。

游戏公司和家长分摊30%-70%责任比重的情形是：监护人提供本人账号或帮助人脸识别，明知未成年人使用亲属账号仍不干预，明知未成年人租赁或购买账号而不干预，未妥善管理银行卡和支付信息等。这些情形并不是游戏公司的错，它们还需承担一定责任，看起来是对家长的偏袒。现实情况是，很多家长不熟悉网络游戏，不知道如何管孩子，初遇到这类事情，不宜承担全部责任，只得采取折中方案——这也是督促游戏公司加强和家长的联动。

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情况，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最高法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总台记者专访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就“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惩防并举”进行解读。

特殊需要信托是委托人以保障未成年人、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需要人群为目的，将自己合法所有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分的一种信托行为。 担任委托监护人是一项周期长且风险高的责任，按家长的期望，很难找到合格的委托监护，也缺少专业机构或个人愿意担任委托监护。

AI不仅仅是提供答案，很多时候也在塑造和维持一个人的价值观。儿童需要跟AI对话，如果歧视的观念由此进入儿童的脑子里，AI就充当了偏见的再生产工具，不断地把偏见复制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问AI说我准备进城去打工，把我的小孩子托付给傻邻居照看，我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它回答你可以根据平均工资收入和当地生活水平综合判断。但其实我这问题隐含着，第一，我可不可以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去照顾，这涉及对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第二，我讲傻邻居本身就带有歧视，但AI显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问AI为什么开大排量的汽车有面子，它很认真地分析三个答案，比如车的配置、豪华程度、驾驶体验，分析得特别好，但是它没有考虑到大排量的汽车本身会造成污染和全球暖化。所以我们后来纠正它说，“开大排量的汽车有面子”是一种过时的观点。

在这起悲剧中，游泳馆既拒绝未成年人的家长陪同监护，又在教练资质、救生员配备、安全监控上均存在较大过失，导致家长未能陪护孩子，与最终孩子溺水之间存在较为明确的因果关系，馆方存在过失致人死亡的嫌疑，理应接受刑事调查。

玩得最狠的时候，刘崇曾贷款2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中间靠抽到的奖品变现，他又赚回11万，但这些钱很快又赔了进去。 在整体亏损经营的情况下，电商业务已成为B站重要的营收增长渠道。 合规指引还提到，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而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应通过销售现场询问或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