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学者颜元批评传统教育的“主静”与“闭门读书”，指出“学问以用而见之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强调以“习行”也即“实做其事”，方能获得真知。以今视古，高校开设的课程，也绝不应该仅仅是“凑学分”与“背重点”的“水课”，而应积极地以学生为中心，考虑如何让学生有所收获，对得起他们交的学费与纳税人的税金，这不仅适用于体育课、公选课，也应是其他课程的追求。

如果从学生接受教育惩戒的“后果”来认定教师的行为是否正当，那教师进行任何教育惩戒，都可能会被判定为不当。如学生被点名批评后，“心灵受到伤害”“情绪低落”，家长投诉，学校是不是要认定教师存在行为不当？

严进+严出，除了给这些住在本宿舍的人施加了监控、增加了麻烦，有给学生增加了什么安全感吗？无非是给学校管理者增加了对学生的控制感。甚至，在遇到火情之后，学生都必须刷脸才能出楼，令学生们更长时间处于危险之中，不亦荒唐乎？ 必须批评一下这个宿舍的学生，她们也有很大的问题。其问题在于，她们的服从性太高了，在火情发生、烟气弥漫、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规规矩矩，一个个依次刷脸出楼，不敢越雷池一步。

他是把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当一些声音指出应摈弃传统美术时，他又坚定地为中国文人画的价值辩护。在他身上，似乎同时住了两个人。一个是追求自由、渴望革新的青年，一个是冷静的老者。 邵大箴的学生薛永年认为，“邵先生是有学术锋芒的，但他会采取一种陈述而不是论辩的方式来表达，他说的东西就能被人接受。”这种锐利而不失克制的姿态，贯穿着邵大箴的美术批评生涯。邵大箴撰文表明，“我们理论家，与其保持平庸的全面性，不如力求理论的鲜明性、尖锐性和针对性……因为深刻的片面性里含有创造性的思维。”同时，他也主张“同情式的批评”，即尊重创作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作品的意义。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2021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这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曾朗声宣告，未来她的个人书写或许会触碰到回忆里最真切的部分。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在人生的后半程始终怀揣着“未完成感”。 当时在座听众的期待，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画上了一个句号。就在巴黎奥运会拉开帷幕的同一个清晨，乐黛云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对乐黛云的生平介绍里，最常提到的莫过于她是1970年代北大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之一，且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推动“跨文化对话”上成就斐然，与学者汤一介伉俪情深。而她对“欧洲中心论”“东风压倒西风”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批评，“革命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的转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新知的求索，以及不沉湎于苦难亦不掩藏傲骨的个性，外界知之不多。 不过，乐黛云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都深受她的感召：“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对今天的很多背负生活压力、习惯向内收缩的年轻人来说，乐黛云的乐观和坚韧太宝贵。 与我们采访她的2021年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波谲云诡。能够看到东西方思想各自的根源和光亮所在，并极力促成相互对话，更是这个时代值得珍存的价值取向。 “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这是晚年乐黛云的自我评价。她“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这也是我们重发此文纪念她的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21年6月。

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第27条）。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之下，一个班级出现被诸多家长认为难以忍受的“问题孩子”，初期只能忍，实在忍不了，就通过罢课、上访与上网发公开信等方式硬杠，以期通过舆论压力让“问题孩子”转学；如果实在赶不走，有门路的家长会考虑给自己孩子转学。

每名学生每月保教费390元，一年收取9个月。政府按每名学生每月365元的标准，每年补助幼儿园12个月。当学生数量少于56人时，幼儿园无法维持运转。学生数量不少于115人，才能维持较好的运转水平。 原先撤并学校，是出于整合教育资源的考虑。撤并后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学生的上学距离更远了，家庭的教育成本增加了。但如今保留了很多小规模学校，又有不同意见，认为学生不如在县城学校和乡镇中心校发展得好。 刘善槐认为，基于学生数量的公用经费标准不能满足乡村学校的实际需求，应当完善经费结构，保证乡村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

监控视频显示，在出事当天下午的语文课上，邹瑜多次当众训斥、讥讽张宽。校方认为，邹的行为“损害了学生的人格尊严，客观上给学生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伤害”。 邹瑜在法庭上辩称，自己对所有学生均“一视同仁”，不存在故意刁难张宽的情况。她在课堂上对张宽说的那些话，不是侮辱，而是一种“幽默”的批评教育方式。

当下套路作文在媒体上屡遭诟病，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老师依然“你批评你的，我教我的”；学生依然“你批评你的，我写我的”。批评者不是判卷老师，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一句话，只要评价导向不改，套路作文会长盛不衰。

中国的小学老师应该有更专业、更职业化、详细的行为规范。比如，老师批评学生的时候，能提及学生的家庭状况吗？调动座位需要一定规范吗？是否能作为一种惩罚手段？老师暗示班级孤立一个学生，是否属于严重的教学行为失范？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