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到2035年之前，中国每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江小涓：过去技术进步带来的岗位替代，往往会在短期内被新产业、新领域创造的更多岗位所消化，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趋势已经减缓。

技术进步带来的降价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是消费者应当享受的福利；而货币扩张带来的是价格信号的扭曲和投资结构的失衡，是应该避免的祸害。两者不能也不应该“相抵”。 即使AI革命确实压低了某些消费品价格，新增的货币仍然会寻找宣泄出口。它可能流入金融资产，推高股价和房价；涌入投机性领域，制造虚假繁荣；扭曲资源配置，让资本沉淀在那些缺乏真实需求支撑的项目中。

技术进步与新兴经济业态有足够空间容纳残障人士发挥个人能力，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对近乎前近代社会的“准奴工”“强迫劳动”等罪恶现象，应该坚决打击、严厉取缔。

深入理解全球市值冠军企业的发展轨迹，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简单质朴，同时又鼓舞人心的事实：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能脱颖而出成为巨头的大企业，通常是技术进步和高效运作的典范。做强做大，乃是它们市场竞争的结果。

庄子认为迷恋器械的人倾向于用计算思维来进行思考。如果人在面对事情时总是带有这种计算心理，那么就会助长他的机巧、机诈之心，从而丢失掉人原本的纯朴之心和空明心境。

技术进步无法一蹴而就，唯有深耕研发且长期投入的企业，才能在试错与博弈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径，扛起当地经济发展的重任。

从长周期来看，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品牌运营……这些才能帮助企业不断完善自身的商业版图。

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全球绿色技能人才的供给增长显得相对滞后。领英的数据显示，从2023年至2024年，尽管绿色技能人才的需求增长了11.6%，但供给的增长率仅为5.6%。 “我们最理想的候选人就是有着丰富经验，最好来了就能直接上手。与其他相对成熟的行业相比，新兴绿色岗位的招聘者可能更不具有耐心。” 技术进步可能会缩短绿色技能满足市场所需要的时间，但高校经过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成熟、专业发展成熟、人才供给社会这一培养周期，至少也需要8-10年时间。

阿西莫格鲁与学生雷斯特波一系列关于劳动力与自动化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与机器竞争所产生的复杂可能性的认识，并对一些关键经济指标做了量化统计。 AJ认为完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全球增长停滞的深层原因。 很多因素（例如美国的税法）使得超级大企业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并非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以取代劳工为目的。

各海军大国都喜欢“种橡树”，很大原因在于军队“官大半级压死人”的等级森严传统。如上所述，无论是丹麦还是皇家海军、联合舰队、德国海军、俄国海军、苏联海军、美国海军，掌握决策权的都是60-70岁的老年高级将帅，从海军院校里的豆蔻年华莘莘学子，到肩膀上扛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星星杠杠，往往要近50年经历。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海军学员，还在风帆时代向蒸汽时代过渡，50年后的1920年代，已经产生了飞机、潜艇、航母、无线电。同理，现代的海军将帅，接受教育时还在使用拨盘电话，手机还没有发明，知识结构老化和（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退化、性格顽固与执拗，是决策高层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