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结构来看，抗议的核心力量来自美国进步派左翼（The Progressive Left）。尤其是以Z世代和千禧一代为主的年轻选民，他们是反战的主力军，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派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现在的反战情绪‘深且硬’，它根植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以及长达20年的战争创伤之中。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在国内政治上都极有可能是一场政治自杀。”

2025年12月28日开始，伊朗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从德黑兰大巴扎爆发的汇率抗议迅速加剧为遍及全国27省的骚乱，示威者诉求从单纯的经济性转变为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种种迹象显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出现动摇。而围绕这场动荡及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国内有四大势力值得关注。

“伊朗人其实看得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关心欧洲是什么样的，关心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能看到其他国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知道一个‘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古德遭枪杀的地点，距离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因“跪颈执法”死亡的现场仅约1.6公里。六年前，“弗洛伊德之死”曾在全美范围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大规模抗议浪潮。 2026年1月24日，就在明尼阿波利斯全城怒火中烧之际，又一名37岁的美国公民、急诊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在新的执法冲突中丧生。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五起联邦执法人员开枪致人伤亡事件。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提出了“压缩现代性”（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他观察到，韩国学界忙于充当西方理论的“进口商”，在面对本土议题时陷入失语。许多韩国年轻人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外部世界并未给他们提供解释自身困境的工具和方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5年5月，美国独立生活运动中心执行主任维克多·皮内达博士发文警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多项决策，可能对残障人士支持体系造成冲击。 福尔曼发现，政府与公众对残障群体的需求存在普遍误解：许多人认为提供社会保障、医疗补助等福利就已“足够”，却忽视了残障人士渴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需求。 1990年3月12日，在法案讨论陷入僵局之际，残障人士抗议者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举办集会。在大厦西侧，数十名游行者趴在地上，拖着残躯，一步步爬上大理石台阶的照片，让无数人震撼动容。

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的抗议活动和骚乱，是尼泊尔近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1997年-2012年间出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Z世代”年轻人，是这一轮抗议的主力。他们与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尼泊尔共同成长，见证了它的积极变化和发展，也承受了17年里13次政府换届的混乱。 作为一名尼泊尔公民和记者，萨贾娜试图向我们解释这场骚乱背后的深层困境：骚乱是尼泊尔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后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它看似偶然，实则无法避免。但骚乱不是问题的答案，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问题的解决。 在萨贾娜看来，悲剧已然发生，在怒火烧出一地灰烬后，生活该如何继续？国家该走哪条路？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报纸上写作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抗议的目的，我不再是一个被击败的、孤独无助的女性，而是可以写作、记录和抗议：为什么一群男性可以剥夺一大群女性的一切？” “我在想，不需要人们来对我说‘啊，你写得太棒了’，只要有限的一些人读了，并能感受到故事背后的痛苦，理解作者在谈论何种苦难，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