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刊载的调研文章《代孕的司法困境及解决》显示，在选择代孕的调查样本中，因委托人或其配偶存在生理障碍，无法自行孕育子女的占到60%。 相较于代孕子女抚养权归属的争议，孩子的身份确认、户口登记，是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前提。

这是一场婚礼，也是一场葬礼。离婚的女人不能埋在娘家祖坟，家人担心，如果不配阴婚，以后“上坟找不到地方”。 任美芳生前在网上倾诉对于婚姻的纠结心事。“我想结婚，我想拥有自己的家，家里有他，脱离我的原生家庭；我不想结婚，我还有家人要照顾……” “假如我直接去他家抱走孩子，是不是犯法？”在前夫家门外轻生前，任美芳向律师咨询，想要回女儿抚养权。 “我妹到死都没见上孩子一面，把她葬在这里可以离孩子近一些，以后孩子大了，不至于不知道有这个妈。”

法官当庭宣判，两人解除婚姻关系，2岁女儿的抚养权归小谢。她打算第二天就去接孩子，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小谢想对同样处在家暴困境中的女性说，不要觉得遭遇家暴丢人。“丢人的不是受害者，是施暴者。”

或可以在年龄上划一条线，容许出生不久的婴儿合法弃养，让“婴儿安全岛”接收，这一点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这些孩子，有大把的人排队等着收养，政府可以择优转让孩子的抚养权，让孩子生活在爱与丰裕的环境中，这样，孩子只是临时生活在“婴儿安全岛”，也不至于成为财政负担。

本案中，双方离婚时孩子已经五岁。理论上讲，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具体而言，就是应当以最利于孩子全面发展、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原则，判给品行更为端正、经济状况更为良好、更有条件抚养孩子、对孩子也有更多爱心的一方。本案除了要追究陈某与石某某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足以让外界重新思考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抚养权究竟如何归属”的问题。

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深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但也不排除有极少部分父母或其中一方不爱自己的孩子，那从维护儿童权益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把孩子的抚养权转移到爱孩子的人手里。儿童权益至上，哪一种安排最有利于保护孩子的权益，这应是第一位的考量。 有道是：“生恩没有养恩大”，让孩子在有丰裕资源与爱的环境下成长，最符合孩子的利益。所以，儿童抚养权自愿转让，不仅是道德的，也是必要的。

在这里，有了孩子，就得弯腰，因为孩子要在她们弯曲的脊背上长大。 我想象在铁古木背后，在阿芝背后，以及在很多跟她们一样的当地女性背后，都有一条线牵引着，这些线密密编织在一起成为一张坚韧的网，那是几百年来这个地方自成一套的社会制度：一个女人离婚就是不光彩，没有资格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因此，要想避免“地主家的傻儿子谈感情伤钱”的尴尬局面，除了张兰所说的“社会正确价值观”之外，“先小人后君子”地在法律层面上预先防范也是值得借鉴与提倡的做法。这一方面可以仿照欧美的办法建立相应的家族信托制度，保护自身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富豪子弟在婚前就应把一旦离婚时的财产与抚养权分配问题弄明白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不至于日后再以小作文来网上对轰。

“父亲”两个字，其后天的社会建构意义远大于其先天的生理学意义，对子女社会化过程的功能与意义远大于抚养权层面的物质供给或供养。于广大东亚家庭而言，父亲的作用与意义尤为重要，很多时候，父亲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之主”，就是挡风遮雨，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价值观的厚植与传递。

如果离婚过程中一方有重大过错，违反了道德或法律，显示了个人价值观与品性有问题，那孩子跟随这样的大人生活，价值观可能会被带歪。很少有人会正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自己有重大过错时，要么会扭曲事实，给孩子错误的叙事版本，要么扭曲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就是价值观，例如把自己出轨美化为真爱至上。无论哪一种情形，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或让孩子憎恨没有过错的大人，或让孩子的心智与价值观迥异于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