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类招生考试，并非高校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严肃的天下之公器。根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艺考正是高校招生考试的一种，符合“国家考试”的属性，招考过程自然有责任接受公众的监督，招生链条上的相关人员也当然有义务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管。

在我国当前的高考录取制度中，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这虽然提高了录取效率，快速完成高校招生，但是，从学生和学校的匹配度看，却存在考生被录取到自己不满意的大学、不喜欢的专业的问题。 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有利于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也促进大学以教育质量、办学特色吸引学生选择。

定向委培采取单列计划方式招生，不可避免存在问题。从制度设计本身看，就有以降低录取分数来吸引学生报考，或者照顾某一群体的考量，也必然会遭遇公平质疑。 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进一步强化履约管理，而是应该调整定向委培的招生管理思路。可行的方式，是把定向委培招生后移到从已被录取的大学生中招收。

同行评议向来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广泛存在于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审稿机制，业内人士都习以为常、愿赌服输。 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果通不过，不仅学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拿不到，等于是“白读了”，导师也会受到牵连——被扣减招生名额，甚至不能晋升职称。 我也听闻有些“糟透了”的学位论文被“枪毙”，一点都不冤枉。但也有的同事坚称盲审评委“胡搅蛮缠”，甚至说他们“打击报复”。

此次艺考作弊事件也再次显示，各大艺术类院校在严查招生腐败的同时，更有必要设计更为严谨的招考制度，让有志投身艺术的年轻人都能人尽其才。

近日，“奥运冠军杨威让双胞胎女儿在家上学”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有不少网友表示“在家上学解放了孩子”，也有网友质疑此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在家上学”能否完整取代学校教育？从杨威的案例来看，他给子女安排的“在家上学”也并非“只有父母来教”，而是另外请了家庭教师，自行编制课表，犹如在家设立的私塾。 不过“在家上学”，可能意味着孩子失去了大量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不利于孩子从小培养沟通协作能力与社交能力。同时，“在家上学”也难以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毕竟不是每位家长都掌握范围广泛的分科知识，或者有财力为每一科都聘请一名专职家庭教师。以杨威的案例只是个例，不足以推广到万千家长身上。 而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调查研究报告》，彼时的中国已有6000人在家上学，相较于2013年的每年增长速度是30%。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义务教育。 不过杨威的案例也显示，针对那些有条件、有意愿也有能力的家长，“在家上学”确实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不失为对义务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家上学”肯定无法取代义务教育体系，但其合理合法的存在也应予以正视。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为了国际间的联系与交流，很多国家的招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趋同。 申请制下，那些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若非前期已经拥有了突出的学术成果，很难通过材料筛查获得进一步被考察的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在申请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的概率，应该是在随后博士培养的各环节严把关、强考核，让低质量的生源很难通过博士各考核环节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允许转学的学生范围经历了先宽松后限制再放宽的过程。“从这些修订过程来看，大家还是希望有转校机制来修补高考的制度、大学的招生制度。” 修订在2017年通过并沿用至今，要求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从政策层面上堵死了“由低转高”的渠道。 “转学难”虽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规化开展高校公开招考式转学尝试。2020年，上海被允许转学的插班生达257名，2019年是264名。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

2007年，深圳推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倡导事业单位建立理事会治理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南科大在治理体制、人事管理、科研制度以及招生、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开创意义的尝试。 “南科大在高等教育界是一条鲶鱼，搅动了一池春水。”韩蔚这样形容建校不到十年的南科大的影响力。

回顾2018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有两个令人关注的事件，一件是10个省宣布高考改革暂缓，另一件是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提高大学教育质量。 舆论分析这两件事时，基本都是分开来看，而其实，高考制度与大学人才培养纠缠在一起，两者本应形成良性互动，高考制度促进大学提高招生、培养质量，大学高质量的招生和培养，为优化高考制度提供动力。然而，当前的高考制度和大学人才培养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这导致高考改革难，大学培养质量也难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