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博物馆捐赠日不仅是对捐赠人应有的尊重，更是促进博物馆与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契机。 更重要的是，对捐赠人的尊重与感恩应该贯穿于博物馆的日常业务工作中。

健康的互联网公益生态是什么？在轻松集团联合创始人于亮看来，这与公益项目、捐赠人、平台、规范、生态等多个维度都有着密切联系，每一环节都关系着互联网公益的未来走向。

在本案中，捐赠协议中的捐赠人是吴幽个人，而非他所参与创立的镜湖资本。无论是捐赠时的媒体宣传，还是法院下达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都显示，吴幽是以校友的个人身份参与此事，他履行捐赠协议的困难与镜湖资本的经营状况有何联系，恐怕也是要予以公开说明乃至走法律程序落实的。

民政部门指定这些平台，是希望帮公益组织破圈，找到更多潜在的捐赠人。“通过大家高频使用的软件，更容易让公益活动和大众建立连接。” 对于小型的公益机构而言，首次触网，有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五年来，互联网筹款成为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99公益日、95公益周，都是大大小小公益组织惦记的事情。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日《南方周末》）

项目执行后，连基金会从业人员也会困惑：慈善财产能“捐”给企业吗？在日常的公益实践中，企业通常是捐赠者，而不是从慈善组织获取资源的一方，慈善组织好不容易从捐赠人、社会公众募得的资金，可以送给企业吗？大众募来的资金能随便花吗？ 对这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学者、基金会从业者多有顾虑，甚至为此组织闭门会议。与会专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能否捐款给企业，最终要以其实际行为来判断。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30日《南方周末》）

从过去的“首善”陈光标高调做公益，到争议女星为公益“戴上红领巾”，这些富有争议的行为难免会给公益落入“炒作”“营销”的口实；同时，为博取名声，一些企业公司借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面对那些拿一笔钱捐赠出去的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慈善公益做得更专业，不让捐赠人灰心、失望，进而能产生更大的正向效果。

出于逐利的本性，商业性的风险投资很少会关注那些真正关乎国计民生却难以有利可图的领域。捐赠人更倾向于把资金捐给那些成熟的机构和项目，而不愿支持那些可能有效但也有更高风险的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建议，慈善法应把监管重点放在信息披露上，尤其是公开财务信息，严格限制关联方交易，并引入公众监督。1.建立强制财务公开制度，赋予捐赠人查账诉权。2.严格限制公益组织的关联方交易并强制披露。3.公益组织的善款使用。

以公益产品概念和互联网思维建构的真爱梦想的腾空出世，对于习惯靠悲情牌感动捐赠人的中国公益界而言，无异于一条鲇鱼。

据民政部11月29日消息，为了规范基金会的行为，提高基金会的治理水平和财务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作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财政部、民政部近日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中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基金会应当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单位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信息进行审计，并依法披露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