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的抗议活动和骚乱，是尼泊尔近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1997年-2012年间出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Z世代”年轻人，是这一轮抗议的主力。他们与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尼泊尔共同成长，见证了它的积极变化和发展，也承受了17年里13次政府换届的混乱。 作为一名尼泊尔公民和记者，萨贾娜试图向我们解释这场骚乱背后的深层困境：骚乱是尼泊尔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后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它看似偶然，实则无法避免。但骚乱不是问题的答案，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问题的解决。 在萨贾娜看来，悲剧已然发生，在怒火烧出一地灰烬后，生活该如何继续？国家该走哪条路？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朱孔军出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北大副校长任羽中主动投案。 育儿补贴新规出台，骗取、冒领将被追责。 翟某某敲诈勒索一审被判12年。

目前各地对代表的考核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建立履职档案，将履职表现作为换届连任的参考；有的要求代表向选区选民或单位述职；有的探索履职打分制，高分者获颁荣誉证书。

如果对主席建议案文做一个关键词检索，不难发现各国在谈判中最大的关切：“经济”出现了38次，“资金”有27次，远远超过“健康”的13次。塑料公约对经济的潜在冲击是各国决定谈判立场的重要考量。 “高雄心联盟”指责“务实派”逃避关键问题，是塑料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务实派”觉得“高雄心联盟”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最支持上游限产的国家并不是主要生产国。 回望塑料公约筹备的两年间，正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两年，塑料公约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考虑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换届，2025年的外部谈判环境只会更加艰难。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毛昭晖：要想打击政治骗子，首先需要追溯政治骗子的成因，这和部分地区在干部选拔任用、案件查办过程中不够公开透明有关。因此，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是有助于打击政治骗子的，“但这不是根本性的治理手段”。 所谓“根本性的治理手段”，需要发挥更多主体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希望打击政治骗子能成为改变干部选任制度的突破口”。

十多年间，他们曾动员上百位代表委员向全国两会与相关部委递交建议提案，试图推动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每一个尘肺病农民工的权利。但在2023年换届后，相熟的代表委员纷纷卸任，遗留的难题是：今年两会，谁来为尘肺病农民工发声？为找到愿意为此事发声的代表委员，他们最后决定，在这场会议召开前10天，公开发文“寻人”。

在那之前，广东在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方面已经走在前列，2000年，深圳市人大换届选举时就产生了四位外来务工人员代表。 几乎同一时间，国家政策也转向考虑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产生的新需求。胡小燕曾建议“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2013年底，广东省正式公布实施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目前，广东技能人才总量为1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31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34.1%。

“相较于换届大选，总统选举对于新加坡民众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它更可能成为对执政党表态的一种通道。” 无论是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还是更为关键的国会大选，新加坡都将面对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