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多个敏感交汇点：公共空间、宗教身份、国际冲突的本地化投射，以及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移民在满足宗教与文化需求的同时，因语言、教育和就业等结构性落差出现社区间不平衡；青少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常在主流认同与家族期待之间游移，身份焦虑逐渐汇聚成一股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 网络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年轻人在线接触意识形态宣导，形成虚拟社群，同时又因缺乏线下监管和心理辅导，导致极端信仰与行动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逐渐成型。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身份困惑、社会隔离与制度空隙相互叠加，形成了高风险行为的温床。

监控画面显示，枪手戴着口罩，在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布莱恩·汤普森抵达后从身后向其连开数枪，随后枪手逃离现场。汤普森中枪后被送往医院，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规划将防治成效与财政投入、医保支付等挂钩，这一激励机制有望推动各地更加重视和改进结核病防治工作，实现更加均衡和有效的防控。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不会以任何形式出席G20旅游会议，并坚决反对在争议领土举行会议。 “尽管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这里的生活仍可用‘ABC’概括，即AK-47步枪（A）、炸弹（Bomb）和宵禁（Curfew）。” 如今，印控克什米尔正陷入“围城效应”：印度外邦人急于分享经济蛋糕，而当地人却难以走出去，获得生活的改善。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在美国，枪支买卖是一门成熟的生意。多年来，枪支利益群体建立起“枪支制造商-广告商-零售商-顾客”的完整链条。在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诸多枪店开门迎客，明码标价销售枪支。 一直以来，美国常常出现“拥枪”和“控枪”之争，却鲜少听到“禁枪”言论。“枪支说客”群体背后也有一定的民意支持。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23日《南方周末》）

自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多个城市的枪击和蓄意杀人案件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与疫情导致的失业有关。 过去几十年来，只要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件，美国社会反枪和要求控枪的民意都会高涨。“但两党特别是共和党政客，往往充耳不闻”。 与枪支有关的利益集团，为美国大选和国会选举提供了大量竞选资金，逐渐形成“政客+军火商”的军工联合体，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持枪政策和社会舆论。

编者按：2021年11月19日，美国克诺沙枪击案中开枪杀死两人的凯尔，被陪审团宣布无罪。消息传出，引发很大争议。一些民众把凯尔作为维护第二修正案拥枪权的英雄，另一些民众则把他作为非法持有武器行凶的歹徒。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声明中，称该案判决“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人感到愤怒和担忧”。如何理解法庭裁决引发的争议？除了本案的具体案情外，还需要我们重温普通法中的自卫权观念和美国特有的历史传统。

每逢大规模枪击案后，美国社会都进入一个固定的模式：群情悲愤—控枪争议—更大规模的购枪潮。 围绕控枪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党际鸿沟”。据盖洛普稍早前一项民调显示，仅24%的民主党人对全国步枪协会有好感，而对后者持好感的共和党人则超过七成。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一起起涉枪悲剧正改变着国家的法律。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不少国家会修改法律加强对枪支的管控。 在美国，每当面向无辜者的枪声响起，都会激发新一轮对枪支管控的呼声。不久，管控之声便归于沉寂，直到新的杀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