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高迪在街头被电车撞倒，无人认出他是谁。100年后，12万人涌上巴塞罗那街头，亲眼看着他留下的圣家堂塔顶被点亮。

“我想要捕捉的是对某物的记忆，而不是事物本身。例如，不是某个特定的日落，而是你面对美丽的日落时可能拥有的情感，或者因为你与所爱之人分享了那一刻而产生的情感。” 在图像泛滥、像素化的时代，贝尔纳代偏爱颜料的流动和失控，坚守绘画的物理性和手工质感，试图复制大自然变幻的形式。

现代德国正以一种勇敢、谦卑、感人的方式对自身进行民族心理剖析。这一痛苦的进程在德国显而易见，我们可以从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犹太人博物馆，斯塔西先前的霍恩施豪森监狱以及威廉大帝纪念教堂的焦黑墙壁——教堂于1943年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体会到这一进程。

从她的卧室可以直接走进花园。走过玉兰树、无花果树和茂盛的郁金香，便会来到紧挨着圣彼得教堂的工作室。房间的正中央是一张宽大的木桌，桌子后面摆着一台打字机。从她的书桌向窗外看去，外面是两棵高得醒目的榆树、伦纳德挖建的小鱼塘，还有绿茵茵的广袤丘陵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这也是大多数著名建筑师的作品最“智性”的地方：与其说一个难忘的空间使你有什么具体的收获，不如说它们美丽而“动人”。这些作品中的创新不是因为难以久留的教堂或者纪念碑，相反你可以明确地在这些空间里做自己的事，例如一个美好的可以让你睡觉或学习的图书馆。

有一年，平安夜，琳到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寓汇合，他们要一同去教堂做圣诞弥撒。然后，按照计划中的出门时间，父女俩来到了街上。漫天大雪。伯格曼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大衣，一顶绿色的羊毛帽。“……在此之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沿着这些街道走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雪中的父亲。”

今年以来，受强降雨影响，该国发生了至少15起山体滑坡。“这是一次大规模山体滑坡。半夜时分，整座山竟然坍塌了，很多家庭被淹没。” “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像是变成了月球表面，只剩下岩石。”事故发生地曾经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有住宅、商店、教堂和学校。因为险恶的地形阻碍了救援，降低了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在山体滑坡后寻找幸存者“特别具有挑战性”。当地救援队伍“正利用挖掘棒、铁锹、农叉和双手尽力抢救一切可能的东西”。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向我回忆，有一次，他来卡塔赫纳拜访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他参观古城，“他坐在前面，我和他妻子坐在后面，街上的人认出他，就像看到一个摇滚明星，人们敲着窗户，告诉他，他们来这里旅行就是想着能否见到他。” 我想象中的马孔多跟阿拉卡塔卡并不一样，但当我遇到小镇的葬礼时，却仿佛看见了马孔多。长长的送葬队伍从镇中心的教堂延伸到镇北边的墓地，步行不过5分钟的街道，人们安静而缓慢地走着。一个18岁的女警察在维持秩序。我问她，镇上所有人都来送葬吗？她说，是的。我在上午11点离开时，火车鸣着汽笛驶过，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老旧的绿站台上，向火车招手。

这座城市有沙滩、小山，因此有一丝乡野。在高处看着生活，但不参与生活，同时又并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正是这座城市给萨巴的。马格里斯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他存在于一种严格的仪式里，就像圣心堂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一样谨慎、庄严。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在附近，都近在咫尺，去一趟公园就像周游世界，圣心堂清澈的圣水池就像林间空地的小泉，教堂幽暗的光就像夜晚的大海一样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