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英语，活到老学到老，英语就是学不好。”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一个中国人学了10年英语怎么还是不会说”这个问题，确实曾让我对当时的外语教育深感挫败。 倘若把英语学习仅仅窄化为应试刷题、追逐卷面高分，那么值得反思的，是“唯分数”的功利导向，而非简单否定、取消英语学科。

在印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可能要被一连串英文缩写的专业类考试所定义：读工科要考JEE，读医考NEET，读综合大学考CUET，读法律考CLAT……大学毕业想考公务员，还有UPSC、SSC、RRB、BPSC等一系列考试在等着你。 正是这套极度碎片化、学校教育无力应付的考试制度，催生了印度疯长的补习产业，也催生了“汗老师”这样的现象级人物：从巴特那贫寒的穆斯林青年，到互联网上拥有超2000万订阅者的顶级网红，再到令各政党争相招揽的意见领袖。他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一套教育制度失灵的阵痛——当一个社会把向上流动全部押注在考试上，考试成了一门生意，讲台成了神坛。 他不是孤例——在印度，27%的在校学生都在上补习班，无数个“汗老师”正借助短视频和在线课程，把讲台变成政治舞台。当政府在青年失业的现实与印度崛起的愿景之间进退失据，当统一考试的改革步履维艰，补习名师填补的不只是知识的缺口，更是信仰的缺口。

“希望能把国际化学校的比例提升到30%，让更多海外孩子能来香港接受基础教育。”

教育真正的温差，往往不在城乡之间，不在课堂之上，而在孩子放学回家，那扇门关上之后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