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意识，需要教育学生区分不同行为性质。“鼓励举报”，应该只限于针对违反公共道德规范、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一个一岁多的女童在交通工具上被陌生人带走“立规矩”“教育”，本身就是一幕荒诞剧。事件之余的问题是，儿童权益保护为何在公共空间节节败退？一个文明社会，保护儿童权益应是基本共识。婴幼儿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上的哭闹都应当得到宽容、保护与引导，而不是在“厌童”乃至“仇童”的氛围中变成了美其名曰的“带走立规矩是做了件好事”。

爱有差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就是爱有差等的产物。讲究爱有差等，不是说要冷酷的自私，拒绝对陌生人有恻隐之心。恰恰相反，正因为爱有差等保护了人们最关心、最重视的人，以及相应权利，以及一层层有序的边界感，才能培养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君子，才能将在小共同体内养成的美好品德，一层层向外拓展、流溢给陌生人，共同构成文明社会的温度。

私有产权其实并不是杨朱那种原子个体理解的“私”。在私有产权社会，在家庭内部，实行的其实还是各种形式的财产共有。西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保留了家族财产的完整，虽然次子只能领取兄长提供的年金，或甚至没有财产只能外出闯天下。但家族的财产，也并不是长子这个原子个体的“私有”，而是在祖先、后代这个血脉共同体之间的代管人，因此财产仍然是属于共同体的。 儒者通过建立“范氏义庄”一类的家族共同财产信托，以及华南地区常见的“族田”“祭田”“学田”之类，保有多种形式的小共同体共有财产。 从历史发生学与进化的角度看，稳定对偶家庭、（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的产生与婚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正是孕育出文明社会的两大基石。

因小事儿发生无尽的冲突，的确是文明社会的遗憾。在不违反法理的前提下，拿出“好人”该有的脾气，当“刚”则“刚”，恐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史前时代和上古的黑暗、野蛮、暴行，被主要的人类文明社会所淘汰，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在非主流的人类社会中，类似于生祭、食人之类恐怖案例，一直延续了很久，甚至直到近现代社会。

这样的极端事件，并非简单的寻衅滋事，不仅挑战法治，也是在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对公众安全感的挑衅。大家不禁担心，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以后还敢深更半夜去吃夜宵甚至只是出门行走？ 文明社会绝不是空中楼阁，也绝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文明社会需要国家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有序运转来维护，需要社会中每一个渴望文明的部分各尽其力齐心协力共同建设。

“衡量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要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群，文明社会不应该出现丛林法则。”阿黛拉·科蒂纳等多名西班牙学者公开批评“选择性救治”。

某种意义上，科幻其实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瘟疫的本质是什么？一部分答案反倒在历史学中。世界史名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发现，大型瘟疫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瘟疫实质上是寄生于人类关系的网络之上的存在，这个网络越大，关联越密切，可能发生的疫情也就越大。就此而言，科幻作家一直绞尽脑汁想象各种奇特的瘟疫，就并非单纯猎奇，也不只是虚构的故事，也是对未知之未来的担忧和警醒。

结婚证书有期限的做法，不仅抵触华人社会的主流价值， 也直接挑战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