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 为茶馆挑水的挑水夫多不穿鞋，这并不是他们为省下鞋钱，而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使然，因为赤着脚，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

人们陆陆续续来到茶馆，看起来几乎都是老板的熟人。有的进门后，并不叫茶，而是“李姐，煮碗方便面”。开始我还以为来人是她的家人，后来发现好几个麻将客也都要李姐煮面，才意识到原来老板也给麻将客提供这种简单的饮食服务。这也应了我过去看茶馆资料留下的印象，就是成都的茶馆总是经营非常灵活，顾客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服务，这也是茶馆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观察这条街是一个交通要道，街面也比较宽，这条街的主要功能显然是交通，而不是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整条街没有任何特点和情调，很难有人驻足在这里多停留几分钟，或者是坐在街边悠闲一下。街边商店生意要好，必须要有能够让行人停住的因素。坐在那里休息，享受树下凉风，要不就是有特色的商店，或者街边有什么能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雅各布斯所说的，在这些街面上可以做一些事情，有可以买东西、观赏或喝上一杯的地方。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对我的父亲都是充满着感激。我一直认为高中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高中之前基本上是懵懵懂懂的，我对知识的追求和性格的形成，几乎都是在高中阶段。如果当时没有我父亲的奔走和努力，这个高中是肯定上不成的；如果没有上高中，很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再考入大学，我一生的道路可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我问“这叫清泉茶馆吧？”给我倒茶的女服务员纠正说：“清泉茶坊。”我问茶馆和茶坊有什么不同？她答称：“茶坊高档些。”

当他正和我交谈时，我见一位长发长须，有点道士风度的算命先生走来，我问你认识他吗？他也在这个茶馆算命吗？答是的，但他并不理睬那道士，那道士一转身便慢慢离去。但他回去拿书时，我盼望那道士能再过来，但始终没有出现。我猜想道士可能避免两人同在一起揽生意，引发争执，便有意不到这边地盘。看来他们也有同行的默契。

挖耳师的两个儿子今天也在茶馆里玩，一个读小学三年级，一个读初中。说是都已经放假，家里没有人照看，故带在身边。我问他是否让儿子继承父业，显然他没有这个打算，觉得掏耳朵这个行当并不是很有前途的谋生之道。他计划大儿子再大些便送去学修汽车，他家住的地方口岸很好，开个修车铺生意一定不错。

他们在经营生意的同时，也在茶馆里过着日常生活。里屋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茶客们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个简陋的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做卧室，外面可以接待喝茶的客人，就很满足了。

老茶客走了，新茶客又加入了这里的日常生活；用坏的茶具、家具丢弃了，新的茶具、家具添置了。日常生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太慢，并不轰轰烈烈。变化是规律，但延续也是规律。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直面灵魂，二是思考生命，三是进入深度的文化反思。”而评论家孟繁华的看法则相反，“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坍塌了，不再有史诗性、整体性的长篇小说出现，作家们不再有在小说里建构整体世界的野心，像《白鹿原》、《尘埃落定》、《古船》那样的小说越来越少，写作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个人化，依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文学这面镜子越来越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