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公募基金在业绩比较基准选取时的“放水”倾向尤为突出，即大部分基金使用了“较容易达标”的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债券型基金在看似“普遍达标”的表象之下暗藏玄机。其“达标”与否并非单纯反映投资能力的真实水平，而是与基准设定和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密切相关。 权益类基金全年过半数“达标”的表现同样是一种假象，由于基准设定与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其真实业绩表现可能更为“糟糕”。

测算得知，在3985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近四成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基金经理将降薪不得低于30%。涉及千名基金经理，其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全市场超五成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基金经理将面临薪酬下调或不得加薪的约束。 在3985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近三成基金的基金经理符合《指引》中的加薪标准。这意味着仍有不少基金经理能凭借稳健的业绩表现获得薪酬激励，并非全行业面临降薪压力。 从实际数据观察，近三年公募基金行业员工总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随着公募行业改革持续深化和《指引》未来落地，“去明星化”将成为行业发展重要方向。

与股票型基金损益榜中不少机构规模较大但排名靠后的情况迥异，部分超大规模公募机构在债券领域的投研实力较强。但各机构设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不一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监管机构正对此进行矫正。 在债基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基金经理组成“双基金经理”甚至“三基金经理”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已被一定程度印证。配置一定比例的权益类资产或具有权益属性的资产是胜出的秘诀之一。 从收益指标维度上看，大规模和中规模均呈现5年收益率最高，7年收益率次之，3年收益率最低的状态。

第三阶段费改将核心目标锁定销售渠道，通过重构认申购费、赎回费及客户维护费体系，彻底打破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持营”行业积弊。若新政完全落地，公募基金每年将为基民让利300亿元，远超前两个阶段的140亿元和68亿元。 征求意见稿有很明显的政策导向。销售各方将加大对个人投资者和权益类基金的销售力度，即多向基民卖权益类基金。 此轮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调整短期内将影响银行相关收入，如《征求意见稿》约定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这意味着银行无法再通过赎回费获取收入；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混、债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这将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产品，也意味着银行短期内难以通过引导基民高频交易获取收入。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全市场权益类基金产品中，2592只产品处于浮亏状态，占比超1/5。其中，浮亏幅度超过30%的产品达631只，更有108只产品净值遭遇“腰斩”。这些巨额浮亏基金最长存续期超过10年，大部分集中在3-5年。 包括工银瑞信、汇添富、天弘、广发、建信、中信建投、华安和招商基金等在内的权益基金规模排名前二十的头部公募机构，无一幸免，旗下均有产品出现在深度浮亏名单上。“明星”“大师”基金经理亦纷纷折戟。 “高位发车”、调仓迟缓、自杀式发行、押注赛道，是基金净值惨烈的主因。

2019年-2023年，在“砍三刀”之后，10位“顶流”基金经理年管理费收入依然相当丰厚。但从相对收益率维度比较，这10位基金经理在成为“明星”后没有给基民带来超额收益。 券商客户经理只能不停地引导基民去购买公司产品库里考核系数较高的基金，否则难以完成当月考核指标。 应彻底与规模“脱钩”，转向对长期业绩的考核机制是主动权益类基金在基金业发展过程中长盛不衰的一大利器。

发起式基金属于典型的“宽进严出”，成立之后会有一个三年大考，规模低于2亿元自动终止基金合同。 “即便市场环境欠佳，基金公司也必须按照要求配置权益类资产，这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 “不仅要关注收益、基金经理，还要注意规模，避免踩坑清盘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及销售各方顺应人性，在市场高位时重首发，背后是以规模论英雄的考核指挥棒在起作用。 真正实现“高位少发，低位多发”的基金管理人仅26个。而“高位狂发，低位少发”的基金管理人则较多。 从2013年起，美国共同基金发行情况与市场的行情波动关联性逐渐降低，且呈现每3年左右下降一个台阶的趋势。

2013年度全国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为685.87亿元，其中，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为93.16亿元。投资收益率为6.20％。而作为同一个基金池中资金，广东委托资金的收益率也同为6.2%，超过同期CPI，这意味着全国“首单”养老金投资运营在过去21个月实现了保值增值。